孙太一|从乌克兰到波斯湾:未完成结构重塑的中美俄博弈压力测试

撰文: 孙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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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一专栏

围绕伊朗冲突的持续发酵,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一种颇具吸引力但略显夸张的判断:俄罗斯正在成为“最大赢家”。这一判断的逻辑并不复杂——油价上行带来额外财政收入,美国战略注意力被牵引至中东,从而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方向赢得空间。然而,如果将这一过程置于更长时段和更广结构中观察,可以发现:伊朗战争确实为莫斯科打开了一个可利用的“战略窗口”,但远未构成足以改变其地缘与经济约束的“结构性转折”。与此同时,这场冲突对中俄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更多体现为边际调整,而非根本重塑。

俄罗斯战略窗口
难掩结构性干渴

首先,从最直观的经济层面看,俄罗斯的确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顺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制裁执行力度的阶段性放松,使其原油出口收入有所增加。但这一增量在体量上仍不足以从根本上缓解乌克兰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美国可以“容忍”这一结果的原因所在:在短期内维持全球能源价格稳定,避免市场剧烈波动,往往优先于在每一个节点上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压力。换言之,华盛顿在此问题上的策略,并非零和压制,而是带有明显宏观调控色彩的权衡。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所获得的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伊朗冲突的时间长度与烈度。至少到目前为止,白宫并未将其视为一场需要长期投入的战争。只要美国避免大规模地面部队介入,就始终保留通过有限空袭“宣布胜利并抽身”的选项。当然,这一判断也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可能基于自身安全考量单方面提升冲突强度,从而增加美国脱身的难度。在这种不确定结构下,俄罗斯的短期收益并不必然转化为长期战略优势,尤其是在欧美对乌克兰的支持仍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甚至可以看到,乌克兰在无人机反制等领域向美以提供经验与技术,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在西方安全体系中的战略价值。

华盛顿多线作战
避免长期陷中东

尽管如此,从莫斯科的视角出发,一场“可控但不迅速结束”的冲突显然更符合其利益——前提是伊朗不出现政权更叠、不会转向亲西方阵营。对俄罗斯而言,理想情形是:中东持续吸引美欧资源与注意力,使其能够在乌克兰方向稳步推进,同时借助能源出口环境的相对宽松,提升战争的可持续性。因此,伊朗战争并非俄罗斯命运的转折点,而更像是一个可以被精细利用的机会窗口。

如果将视野扩展至中俄关系,可以发现这一冲突并未带来外界所担心的重大结构变化。就能源层面而言,伊朗目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选择性控制”,使得亲伊朗船只仍可较为顺畅地通过,这意味着中国自伊朗获取原油的渠道并未受到实质性冲击。即便未来出现扰动,中国近年来大幅增加的战略石油储备也显著提升了其能源韧性,远高于日本等同类进口国。同时,中国自中东进口天然气的占比本就有限。因此,伊朗战争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的能源需求结构。

意识形态难挂勾
结构改变未发生

更深层次上,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与朝鲜简单归纳为所谓“CRINK阵营”的分析框架存在明显误导。这些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冷战同盟的制度性绑定,其联系更多源于对美西方压力的“共同不满”,而非高度协调的战略协作。中国的对外政策依然以务实为核心:既不会在军事上为俄罗斯或伊朗提供直接支撑,也不会因欧美压力而中断正常经贸往来,包括部分处于“军民两用”灰色地带的商品。这种有限支持与刻意克制并存的状态,决定了中俄关系虽有合作基础,但难以演化为同盟关系。

因此,即便伊朗战争在短期内为俄罗斯“减压”,其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也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莫斯科仍需依靠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周旋来维持自身运转。从这一意义上讲,中俄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会因中东局势的波动而出现显著重构。

或诱俄对冲中国
大棋局出现松动

真正可能撬动中俄关系结构的变量,反而来自美国内部。近期所谓“反向尼克松(尼可逊)”(Reverse Nixon)战略的讨论,指向一种更深层的可能性:若美国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重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并获得资本注入,从而在战略上对冲中国,那么中俄之间的相对位置将可能发生更具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一设想能否落地,仍高度依赖美国战略的一致性与俄罗斯的选择意愿,其不确定性同样显著。

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再分配,也在悄然改变博弈环境。近期对古巴与委内瑞拉施压的升级,体现出华盛顿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西半球的倾向。与在伊朗问题上的“被动卷入”不同,美国在西半球的行动更具主动性与战略指向性:其难以容忍在自身“后院”存在亲中、亲俄的政权,无论通过威逼还是利诱,其目标都是推动地区政治格局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问题在美国战略优先序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也为俄罗斯在战场上争取时间与空间提供了客观条件。

中美俄理性克制
新秩序面临测试

至于中美关系,即便出现如特朗普推迟访华这样的波动,其总体稳定态势也难以根本改变。当前中美之间的“稳定”,并非建立在互信或善意之上,而是一种可以被概括为“相互确保的经济毁灭”的状态。在经历2025年的多轮博弈之后,双方都已清晰认识到,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可能引发自身难以承受的对等报复,尤其是在稀土与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所体现出的“相互脆弱性依存”。在这一结构下,克制并非道德选择,而是理性均衡。

在这样的框架中,俄罗斯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边际改善而受到明显冲击。相反,其更可能利用美国战略思路的摇摆,强化“反向尼克松”叙事的吸引力,从而争取华盛顿在对俄政策上的松动。即便俄罗斯并无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种战略模糊本身也已构成其议价能力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伊朗战争并未开启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阶段,而是在既有结构中叠加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量。对俄罗斯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窗口,而非摆脱约束的转折点;对中国而言,这是对能源安全与外交务实性的再次检验;对美国而言,则是其在多重战略方向之间分配资源与注意力能力的又一次压力测试。真正决定未来格局走向的,或许并非某一场地区冲突本身,而是各大国如何在多线博弈中持续调整自身的优先序与策略组合。

作者孙太一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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