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蓓茵专栏｜香篱春暖

一项技术，从大学实验室里的一篇论文、一项专利，走到一间能营运的公司、一件能落地的产品，中间要跨过好几道关口。能不能一关一关跨过去，往往不只看技术本身，还看一件更根本的事：每一步，有没有合适的资金接上。这个看似细微的问题，正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最终需要面对的考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把资金工具写得清清楚楚，香港要真正“主动对接”、把源头创新培育成能走向世界的产业，就绕不开同一道题：钱从哪里来、怎么配置、由谁来投。答好了这道题，香港就能凭自身的科研、法治与国际网络，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最实在的贡献。

首份五年规划份量极重

香港正在制定历史上第一份“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少市民会问：香港每年都有《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为甚么还要多一份“五年规划”？

其实三者并不重叠，而是分工。负责统筹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形容，“五年规划”是最上层的“大蓝图”，管的是方向；《施政报告》与《预算案》则在这张蓝图之下，逐年落实、分配资源。换句话说，“五年规划”回答的是“未来五年，香港要成为甚么”，《施政报告》回答的是“这一年，先做甚么”。

除此之外，“五年规划”也有别于一般政策文件，份量重在两处。一是法律上的份量： 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第37条订明，国家支持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过去参与国家战略，多是“一事一议”、逐次商量；如今“对接”写进了国家法律，制度上就稳定得多。二是宪制上的份量： 这份规划要与“十五五”对表，还是一份“跨届”文件——涵盖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加上下届政府头四年，用意是让施政方向不会因为换届而中断。

这也标志着香港的治理思维，正从“一年一年地做”，走向“为中长期布局”。份量既然这么重，真正的考验就落在一句话上：能不能把资源，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发展蓝图要从“钱”说起

谈一份发展蓝图，为甚么偏要从“钱”说起？原因有两个，都直接关乎“对接”能不能落地。

其一，香港要对接的“十五五”，本身就把资金工具写得相当清楚——从“引导基金”到“投融管退”，再到“耐心资本”，都已写进纲要。香港既然要与它看齐，就绕不开“该用甚么方式配置资源”这一环。其二，香港的处境很特别：一方面要在《基本法》和自由市场的原则下行事，不能照搬内地那一套；另一方面公共资源有限，更要花在刀刃上。如何在“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之间拿捏好分寸，正是规划能否兑现的关键。

要谈这道题，其实也正合五年规划咨询稿的本意。咨询稿在每个范畴都重复同一句邀请——“公众可就上述政策方向、可行的政策工具……提供意见”；谢小华也明言，文件属开放式框架，呼吁各界“多从宏观视野出发，提出方向性及战略性的意见”。本文就是想接住这句邀请：愿景说的是“做甚么”，配置工具则决定“怎样才做得到”。

为免说得太抽象，不妨跟着一间香港的生命健康初创，看它怎么一路走。它正是规划文件点名要扶持的那一类：从大学实验室的一项技术起步，先要有钱支持研发，接着要有钱推动扩张，最后还需要一个能带它走向世界的策略伙伴。同样的需求，配上不同的资金安排，结果会天差地别。

不缺资源缺的是精准配置

先看看香港手上有多少可动用的资源。答案是：不少。据立法会研究办公室统计，政府名下各类“政府基金”多达42个，2022年总资产超过18,000亿港元，相当于政府一般收入帐目的六倍以上。近年政府也在主动盘活这笔家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把六个余额较大的基金、合共约615亿港元，重新整合、拨回一般收入帐目，好让资金调配得更灵活。

可见香港并不缺发展的本钱，真正的关键，在于“怎么配置”才能让这些钱流动起来、用到实处。钱躺在帐上，和钱真正推动了规划点名的产业，毕竟是两回事。于是问题就从“有没有钱”，转到了咨询文件提出的那道题上：所谓“可行的政策工具”，究竟是甚么？

三层资金覆盖企业的三段成长

要回答这道题，得先看看政府手上有哪些工具。公共行政学者胡德（Christopher Hood）有个经典的概括：政府管治能动用的基本资源，不外乎资讯、权威、财库、组织四类；其中“财库”这一类，说白了就是用钱去引导别人的行为。而香港在用钱这件事上，其实有一道从“被动”到“主动”的光谱，大致分成三层。放回那间初创身上，这三层恰好对应它成长的三个阶段——就像一个人，由出生、长大到自立。

第一层是传统的“资助型基金”： 对应的是“研发起步”。政府出钱，合资格的申请、按实际开支报销，政府扮演的是“付款人”。它的好处是覆盖广、门槛低；局限则在于，这笔钱本质上是“补贴”，既难带动额外的市场资金，也难跟最后的成效挂上钩。

第二层是市场化的“引导基金”： 对应的是“长大扩张”。政府拿出一部分钱作母基金，用它去撬动社会资本，合组子基金，再交给专业团队按市场规律去投，自己退到“有限合伙人”的位置。它要的不是补贴，而是“放大”。

第三层是专业治理的“投资平台”： 对应的是走向世界、寻找“策略伙伴”。政府透过一个治理独立、专业运作的平台，做长期的策略性投资，主动去塑造整个产业生态。

三层之间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只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为“对的目标”，配上“对的工具”。这就像看病要对症下药——伤风感冒不必动手术，重症也不能只靠维他命。咨询稿其实已经给了线索：它在同一段里，依次写下“加强基础科研投入”、“引导企业投资和支持创科发展”、“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体系”、“发展香港成为医疗创新枢纽……吸引全球医药企业”——这几句层层递进的诉求，几乎与三层工具一一对应。下文就顺着这间初创的成长，逐层来说。

资助型基金让技术跨过死亡谷

规划一开头就提出要“加强基础科研投入”，还定下一个很实在的目标：五年之内，把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3%提升到2.7%，追平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正是“资助型基金”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

初创的故事，往往从一间大学实验室开始。在香港，这一层主要靠创新及科技基金（ITF）、InnoHK研发平台、科技园孵化计划等撑起，它们不要股权、也不求回报。成效是实在的：截至2020年4月，ITF已批出逾600个生物科技相关研究项目，资助逾12亿港元，涵盖干细胞疗法、分子诊断、中药现代化等。最能说明这一层价值的，是中文大学现任校长卢煜明教授的例子——这位“无创产前检测之父”的团队，曾在InnoHK资助下成立“创新诊断科技中心”，研发出突破性的FRAGMA液体活检技术。可以说，没有这笔不问回报的资助，源头技术未必跨得过从论文到原型的那道“死亡之谷”。

当然，这一层也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审计署2025年4月的报告就以“BUD专项基金”为例指出，一般申请平均要约183天才批出，实际拨付也低于核准金额。这提醒我们：工具怎么设计，本身就会影响行为，好的用意，也得有好的设计来配合。往深一层想，当规划文件点名了某个重点范畴，如果相应的投入只停在一个规模有限的资助基金，那距离规划所期望的“产业化”，恐怕还有一段路——一个范畴若能在拨款之外，再配上清晰的考核、目标与退出机制，才更称得上“精准”。

资助，让技术得以“出生”。但规划要的不止是出生，而是“产业化”——这就要靠第二层了。

引导型基金让政府带动市场投资

咨询文件接下来的一句是“引导企业投资和支持创科发展”，还要“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体系”。关键就在那个“引导”和那个“投”——它要的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拨款，而是政府的钱和市场的钱一起下场。这，正好接上“十五五”那句“投融管退”。

“投融管退”四个字，说的是一笔公帑完整走一圈的四步：“投”，是政府先拿出一部分本金，选中有潜力的企业入股；“融”，是拿这笔钱当信号，引来数倍于它的社会资本和银行贷款；“管”，是交给专业团队按市场规律打理、陪着企业长大；至于“退”——最容易被忽略、却也最关键——是等企业上市或被收购后，政府适时让出股份，收回本金和收益，再投进下一个项目。四步接起来，一笔钱就能循环再用，而不是投一次就用完了。

内地在这方面已有不小的成绩。深圳自2015年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财政实缴出资逾1,500亿元人民币，累计撬动社会资本近5,000亿元人民币，背后培育出数以百计的上市公司。要诀不在“政府投了多少”，而在“政府撬动了多少市场的钱”。落到一间企业身上更清楚：2015年7月，深圳引导基金体系下的深创投，以A轮1.3亿元人民币入股康方生物——当时康方连一款产品都还没申报临床，按保守的审批思维，这一笔恐怕很难批出来；但深创投陪着它走过5年、先后四轮加码，到2020年，康方在港交所上市，市值至今已突破1,000亿元港币。这里最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出钱、但不插手投资决策”这个分工：政府用自己的信用去撬动社会资本，却把“该投哪一家”的专业判断，留给市场——这才是“政产学研投协作”最务实的样子。

香港其实已经踏出了这一步，方向也跟规划相当吻合。特区政府设立了100亿元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2025年7月获立法会财财委会通过，预计2026至27年度起，分5至6年陆续启动。它明言参考内地经验，以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方式运作，目标是政府每投一元、带动至少三元市场资金，把整体子基金规模撬动到400亿元以上；旗下还特设“生命健康科技”板块，并把资本回报下限定在6%，低于市场惯常的7%至8%——这正体现了“耐心资本”的定位。

不过，借鉴归借鉴，也得审慎。内地引导基金推行多年，累积了不少可以参详的经验——比方说，退出机制要事先设计周全、返投要求不宜订得太高；香港大可择善而从、绕开弯路。再往前想一步：规划既然已经把产业方向从生命健康，延伸到先进制造、新能源、微电子，那么这套“放大”的思路，能不能审慎地从创科一个领域，慢慢推广到其他同样需要长期资本的行业？引导基金，解决了企业“长大”时所需的钱。但规划还写下更高的一句——要建“医疗创新枢纽”、要“吸引全球医药企业”，这就说到第三层了。

投资平台让香港成为全球枢纽

咨询文件里有一句话说得最远：把香港建成“医疗创新枢纽……吸引全球医药企业及顶尖人才汇聚”。“枢纽”二字，份量不轻。要吸引全球企业汇聚，靠的已不是补贴，也不止于放大，而是一个能把本地初创接上全球网络、又能把跨国药企引进来的策略平台——这正是“投资平台”的角色。

新加坡淡马锡，示范了政府如何既掌方向、又守纪律。它由财政部全资拥有，成立逾50年，年化总回报达14%。但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回报，而是治理：政府作为唯一股东，只任命董事会、审查业绩，“不参与投资、脱售和任何商业决策”。这道“政企分开”的防火墙，加上清晰的退出纪律，正是专业治理的核心。它目光长远——早在BioNTech的新冠疫苗还在临床、胜负未分时，淡马锡已率先入股，最终见证了全球首批mRNA疫苗诞生。而更能看出“平台”与“基金”之别的，是它另设的生科平台ClavystBio：它在科学园建起实体孵化空间，给的不只是钱，还有一整套产业生态与全周期服务。这才是“枢纽”二字的真正份量，也是单纯拨款给不了的。

这背后也有学理支撑。社会学者埃文斯（Peter Evans）研究东亚经济奇迹后，提出“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有效的政府干预，靠的是官僚机构既有“自主性”（不被个别商家牵着走），又能“嵌入”产业网络（与业界紧密交流）。淡马锡的“防火墙加专业团队”，正是这一平衡的制度化。

港投公司助力“全球企业汇聚”落地

香港在这方面也有雏形，而且做的事正好呼应“枢纽”目标。获政府拨备约620亿港元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以政府资金作策略投资、催生产业生态。截至2026年6月，它累计投资逾200个项目，其中10间已在港上市、另有逾30间正筹备今年上市；每投1港元，能带动逾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生命科技更是三大核心赛道之一。财政司司长也明言，港投公司今年的首要工作，正是“精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它的做法，也让“平台”的特质看得很清楚：2024年6月，它领投由百度系团队创立的生命科学AI大模型公司百图生科（BioMap），条件是后者要在港设立国际创新中心、未来5年支持50个以上早期项目，并优先以香港为上市地——一笔投资换来的，正是规划所期望的“全球企业汇聚”与生态落地。

香港的“三层接力”真实雏形

道理说得通，香港真做得到吗？事实上，香港已经有过一个完整的例子——它把三层工具一路串成接力，而且恰好落在规划点名的领域：基因检测公司Prenetics（普乐健康）。

它的起点在第一层：早年加入科技园的生物医药孵化计划，获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接着是第二层的市场资金接力——2016年获平安旗下创投领投A轮，翌年再由本地创投海阔天空与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联合领投B轮；到2022年，它借SPAC登陆纳斯达克，成为香港首家上市的独角兽。更难得的是，它壮大之后，反过来承接了第一层的科研成果：2023年，它与卢煜明团队合组Insighta（作价1亿美元，8,000万现金加2,000万股份），把InnoHK资助研发的FRAGMA技术推向市场；2024年，腾讯再以3,000万美元战略入股。

把这条路串起来看：一笔政府不问回报的研发资助（第一层）孵出源头技术，市场化的风险资本（第二层）把企业养大、推上市，最后由一间有实力的企业接棒，将科研成果商业化、引入战略投资。这正是规划所期望的“实验室走向市场”“产业化”“全球企业汇聚”。

不过，接力还有最后一步：产品养大了，还要跨过一道“准入”，才能到使用者手中——药物要审批、新材料要认证、新能源要并网。各行的“最后一公里”内容不同，道理却一致：资金把产业养大，制度让成果落地，两者缺一不可。（医疗这一关的审批改革，由“1+”机制起步、到筹设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时间表恰与这份五年规划重叠，笔者上一篇《香篱春暖｜香港药审重大改革：从“欧美审批”到“自己话事”》已专门探讨，此处不赘。）

可见香港并不缺个别案例，缺的是让这整条接力“常态化”的制度设计。而这道理不止于医疗——医疗只是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切面；换到先进制造、新能源、微电子，道理一样成立，只是各自要打通的那道“制度通道”不同而已。

把接力做成常态让三方受惠

把这种接力做成常态，回报是具体的，而且三方都受惠。

对国家而言，香港以自身的科研、法治与国际网络，把源头创新培育成能走向世界的产业，正是“主动对接、融入大局”最实在的贡献。对香港而言，财政不再只是一次性“派钱”，而是让投出去的公帑透过退出循环滚动再用，在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能源、微电子等赛道上，长出新的增长点与优质职位。

对市民而言，产业升级最终会回到日常——多一分就业与发展的机会，也让本地创新更快走完“从实验室到应用”的路，无论那是一款新药、一种新材料，还是一种更洁净的能源。最终资源用得其所，这三方受惠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三面。

规划是起点兑现是考验

衡量配置是否精准，只需三个提问——恰好对应那间初创走过的三层，也对应规划写下的三句诉求：研发资助，有没有投在真正有潜力的源头（投得准）？引导基金的钱，有没有交给对的专业团队去打理（管得好）？投资平台到了该退场时，退不退得干净（退得出）？

这三问，不只适用于生命健康。换到规划点名的其他赛道也一样，各有各要打通的“最后一公里”；“投得准、管得好、退得出”这把尺，量哪一行都合用。

经济学者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说过一句话：好的政府，不会只在市场失灵时才出手“补位”，而会主动“设定方向、塑造市场”。这份规划写下了产业方向，其实已是一次“设定方向”；接下来真正要补的，是把方向落到实处的那套配置纪律。

这份规划既有准宪制的份量，又是一份横跨两届政府的承诺。它能否把资源用在最关键之处，考验的已不只是一份文件，而是香港未来5年，能否在国家发展大局里找准自己的位置。咨询期就是回答这道问题的窗口；而真正周全的答案，还需要产业、学界与前线，一起补上。

作者林蓓茵是香港注册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