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科研时代之问:香港需要多少医生,又需要多少科学家?

撰文: 李颕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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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年,人工智能(AI)几乎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象征。任何问题,只要答案中提及“AI”,相关问题便似乎便能获得圆满解答。市场情绪亦受此叙事推动,资金与舆论一面倒追捧相关技术及相连产业,却忽略真正承受高强度竞争、资源消耗与时间压力的,是技术背后的研发团队。若只看见成果表面,便容易误以为“创新”是一条平顺直线。实际上,现代科技竞逐的核心,在于能否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高密度、长周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知识生产。这种现实,也正好映照本港长期存在的一个教育现象:最顶尖的本地年轻人,尤其是每年DSE与IB状元,升学去向往往高度集中于本地医学院。表面上,这是“个人选择”;深层而言,却是风险、回报、制度安排、文化偏好与社会价值排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日国际科技界一则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 推出大型语言模型Kimi K3,采用“开源开放”权重模式,据称训练与部署成本仅为美国顶尖模型的2%,却在编程测试中表现突出,甚至超越刚面世不足一个月、被视为极强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大模型Claude Fable 5。

这现象未必能够代表整个AI版图的最终走向,但足以说明,今日AI竞赛早已不再只是比拼谁先推出模型,而是比拼谁能以更精准的组织能力,把研究、工程、算力、资料、产品化与部署整合成一个高效系统。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的突破背后,其实承载大量外界难以直接看见的专业门槛。由基础研究、模型架构设计,到训练资料治理、部署优化,再到安全评估与商业落地,每一环都需要高度专门知识,而且每一步都可能因竞争对手迅速迭代而在短时间内失去原有优势。这正是AI行业最残酷之处:成果看似耀眼,过程却充满不确定。外界只看见发布会当日掌声雷动,却少有机会看见背后数年甚至十年的沉默累积。

若把上述情况放回本港年轻人的升学与职涯选择,便不难理解为何医学院长期成为状元首选。这并不仅因为医生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更因为医学这条路径具有高度制度化与可预测性。对一名已在公开考试中证明自身能力的学生而言,选择医科,意味着在规则相对清晰的框架内,进入一条社会认受性高、职业阶梯明确、风险较可控的上升通道。六年课程加一年实习,再经医管局或相关机构系统训练,逐步成为专科医生,过程虽然辛苦,但其代价、节奏与回报均大致可以预见。

相较之下,投身科研则属于另一种成本结构:先要入读世界顶尖大学相关科研学科,再于汇聚全球英才的学术环境中突围而出,继而争取研究机会、资助、博士资格与博士后位置,最后才有机会进入龙头科研企业或顶尖实验室实现抱负。即使一切顺利,整个过程往往仍需八至十年,甚至更久。这并非单纯“多读几年书”,而是长期处于高压、竞争与不确定性交织的环境之中,并且要承受研究成果随时被迅速替代的现实。若一个人花了多年心力建立的方法、模型或系统,最终却被另一个团队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超越,对当事人而言,那种失落不只来自结果本身,更来自投入与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聪明人最难承受的,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曾经握在手中的优势突然消失,且永远无法回头。

因此,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本地年轻人是否“怕辛苦”,而是制度如何塑造理性选择。任何状元都不是在真空中作决定。他们必须考虑家庭对回报的期望、社会对稳定的偏好、资助与机会成本、本地科研生态的成熟度、国际竞争格局,以及自己能否在长期不确定中维持动力。若一个社会的科研职位供应有限、研究平台分散、顶尖科研资源相对匮乏,而薪酬与职业发展又难以与其他专业并驾齐驱,那么即使状元本身对科研有热情,也未必会把它视为最稳妥的职业。相反,医学体系提供的是一条高度制度化的道路,专业身份清晰,职业伦理明确,社会对其功能亦有持续而刚性的需求。故此,状元集中选择医科,不宜简单归结为“崇尚稳定”四字,而应理解为对本港整体激励结构的一种理性回应。

然而,若仅以收入与稳定解释,仍不足以说明现象的全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本港社会长期偏重“可即时观察的贡献”,而相对低估“需要时间累积的价值”。医疗的工作直接关乎生命,成果立见,责任范围亦明确,市民容易理解其专业价值。相较之下,科研往往须经多年积累才见成效,而其影响多以间接方式呈现,例如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推动产业升级,甚至改变技术路径。这种差异,令社会资源、名望与掌声更容易流向可见度高的专业,而对长期研发的容忍与耐性则相对有限。结果,状元自然倾向选择回报较快、社会认受性较高的职业,而非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成果的科研道路。

这种现象若持续下去,对本港并非没有代价。医疗人才固然重要,且其重要性无可置疑,但若社会最优秀的学生长期过度集中于少数传统专业,整体创新能力便可能逐步受限。当世界进入以算法、数据、算力及跨学科整合为核心的新阶段,而本地高端人才配置仍过度倾向既有成熟行业,科研投入亦相对不足,结构性失衡便难以避免。换言之,社会固然可以因过去的成功模式而持续奖励医生,却不能因眼前的稳定而忽略未来的竞争。本港真正要面对的,不只是今日有多少位医生,而是十年后有多少人能够在全球科研的上游站稳位置。

所以,与其不停追问“为何状元都去读医”,不如进一步思考:本港究竟希望最顶尖的年轻人承担甚么角色。若社会只奖励稳妥,却不鼓励开拓。只重视即时回报,却不珍惜长期投入,人才自然会流向最可预测的道路。反之,若本港希望在未来科技竞赛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让科研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理想,而成为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当一个社会能同时尊重医生的责任、研究学者的坚持,以及工程师的创造力,才可说其人才结构真正成熟。如此,方能让不同专业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并在稳健与进取之间取得更高层次的平衡。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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