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要完整看懂香港“是市非城”的底层逻辑，必须先梳理“一国两制”的完整演化脉络。整套制度可拆解为四个层次：事实原型、战略雏形、概念编码、宪制固化。

事实原型：粤港百年“同土异制”

1842到1997年，广东与香港长期维持一块主权领土、两套运行规则并存的状态。英方在港推行普通法与资本主义制度，广东则历经清代到新中国的制度更迭。但两地人流、货流、资金从未彻底中断，这种跨制度边界持续往来的状态，正是“一国两制”最早的现实样本。

有一点必须厘清：在中国法理体系下，香港的主权从未依法移交英国。1972年，我国在联合国将香港自殖民地名单剔除，正式确认“香港不是殖民地”。这也让香港和其他历史境外土地有本质区别：不同于主权完整移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王权遭英国收归的印度土邦、单纯外法权飞地的上海租界。香港是一块“主权从未依法转移、治权暂由英国行使”的复合边疆。

战略雏形：从“长期打算”到“一纲四目”

1949年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确立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这并非暂缓收回的权宜之计，而是冷战全球封锁背景下，国家争取发展空间的理性布局——依靠香港作突破封锁的视窗、对外获取外汇的通道。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时诞生了“一纲四目”构想，时间为1963年。核心内容为：除外交权统一归属中央，台湾可保留自身军队、党政体系与原有社会制度。这也是“一国两制”最早的战略蓝本。

概念编码：邓小平与宪法第三十一条

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通过，条文明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这套新体制，不属于联邦制、邦联制，也不是殖民地过渡安排，是单一制主权国家内，长期容纳异质制度的独特宪制类型。

制度固化：由联合声明至基本法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1990年《基本法》正式颁布，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一国两制”由此从构想转为完整落地的实践制度。“一国”是底座，历次危机已验证。

回归将近30年，一国两制先后经历多轮重大危机压力测试。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央支持香港动用1,200亿港元入市，成功守住联系汇率。

2003年沙士疫情过后，中央签署CEPA、开放自由行，访港内地游客由847万人次，增长至2018年的5,100万人次。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香港成为区内率先复苏的经济体。

2019年社会动荡之后，《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制定并施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央在疫苗、防疫物资、核酸检测等层面，给予香港全方位支援。每一次危机处理，都伴随相应社会代价。

1998年政府入市干预汇市，引发市场关于“官股”的争议；自由行带动消费的同时，推高本地物价，衍生水货客矛盾；国安法实施后，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香港区域业务布局。

但代价与长远收益需要客观权衡。1998年若无中央介入，联系汇率极有可能全面失守；2019年若欠缺国安法约束，社会动乱只会持续恶化。

“两制”红利：双边制度可切换

经济层面，CEPA实现港产货物零关税输入内地；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打通两地金融市场，仅沪深港通累计成交额便突破百兆人民币。

金融层面，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全球约七成离岸人民币支付流程经香港处理。

国际层面，特区护照可免签前往近170个国家和地区，这份国际流通性，底层依托中国主权作信用支撑。

制度层面，香港普通法判决可在内地执行，本地仲裁裁决能于170多个国家落地。这种“双制度相容运作”的独特优势，其他城市无法复制。

落实到个人生活，好处同样清晰可见。香港居民可在大湾区置业、就业、就医、养老，享有与内地居民相近配套；与此同时，依旧保有普通法财产保障、资金自由进出权利。香港学生可报考全国三百余所内地高校；香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17%，在大湾区工作的港人，可适用双重征税豁免安排。

能够在两套制度之间灵活切换，正是香港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对比狮城：授权VS固有，市VS城

香港拥有独立司法、关税体系与法定货币，外观容易让人联想到新加坡这类城邦。但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新加坡的军事、外交、货币发行权，是自身主权天然附带的权力；香港所有自治权力，全部来自中央透过《基本法》授予。一者为固有主权，一者为治理权授权，完全不能等同。

城邦理论，无法解释香港历次重大危机的支撑逻辑。1998年缺少中央资金托底，香港难以抵御金融冲击；2020年疫情期间，若无内地物资调度，本地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倘若香港属独立城邦，重大危机理应依靠自身储备与资源自救，无需外部兜底。这一客观事实，直接证明香港并非城邦。

以水产市场类比香港运作结构

一间水产批发市场会划分摊位、配备标准衡器，依靠向每笔交易抽取2%手续费维持营运；往来商户进出自由，不受长期合约束缚。市场偶尔自行入货补充货源，目的并非牟利，只是调节市场供需、稳定物价。

透过这一类比，可直观看清香港的结构真相：中央政府等同市场产权持有人，承担市场最终亏损风险；香港特区政府等同市场管理方，负责日常营运、执行市场规则；市民、企业等同入场交易的商户，也就是市场参与者，进出自由；各类税收对应交易手续费，按照交易规模收取；普通法与独立司法，如同保障交易公平的衡器，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1998年港府入市干预汇市，就类似市场方补充货源、平衡供需，在市场失灵时维持秩序。

必须补充说明，任何类比都存在边界局限。“商户”这一比喻，仅能描述香港居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角色，代表市场参与者与价值贡献者。但香港居民的内涵远不止经济层面，人们在此抚养后代、经营邻里关系、积淀本土文化认同、参与各类社区公共事务。

普通法与独立司法也不单纯是交易工具，更是香港社会的制度根基与价值载体，承载居民对公平、权利的真实诉求。本文所有事物类比，只作辅助理解之用，无法完整还原对象的全部真实面貌。

这套制度立足粤港百余年互动历史，同时匹配国家整体战略与香港独特的跨境功能定位，是经过长远考量的制度设计。“一国”搭建底层架构，“两制”配套市场运行规则，由此坐实香港“是市非城”的核心定位。因市场功能兴起香港，最贴切的定性：“是市非城”。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两地企业家，曾在大陆媒体任职十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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