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本文将拆解香港这个“市场”两百年来的功能演化路径，一共经历三层叠进角色：通道、联系人、合伙人。三者不是前后替换的转型，而是沉积式演化。旧有功能不会消失，全新功能会持续叠加生长。转口贸易至今仍是香港经济底盘，金融中介业依旧蓬勃，而在这两项基础之上，香港已经培育出层次更高的新功能。

通道：被动枢纽，因隔绝而兴（1842–1997）

殖民时期，香港最核心的定位就是“通道”。货物在此进出，资讯在此中转，人员在此流动。这一阶段具备三项明显特征：

第一是工具性，香港的价值来自外界的使用需求，自身没有独立选择空间；第二是被动性，功能完全由外部格局界定，内外界隔越严重，香港的发展优势越明显；第三是依赖性，本地繁荣程度，和东西方对峙隔绝的程度呈正相关。

冷战高峰期，西方几乎所有对华贸易都必须经香港流转，也因此带动香港在1950至1970年代维持长期高速增长。“通道”这项基础功能从未退出，直至今日，转口贸易与跨境物流依旧是香港经济的地基，后续所有升级都建立在这一底盘之上。

联系人：制度中介，因落差而盛（1997–2020年代）

香港回归、“一国两制”落地之后，自身定位从被动物流通道，升级为主导型制度中介。本次升级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由单纯被动转口，升级为规则与资本的主动对接。例如2018年市场放开同股不同权，接纳新经济企业上市。

其二，由单向资金输出，变为内地与全球双向资本循环。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陆续开通，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向闸口。

其三，由简单市场套利，迈入制度自主建构阶段。上市制度改革、离岸人民币体系搭建、绿色金融标准制定，都是香港自主打造的制度产品。

但“联系人”模式存在先天局限：它的价值建立在内地与海外两端的制度落差之上，无法依靠自身创造全新增量。

合伙人：规则共建，因参与而稳（2020年代至今）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落地、河套科创园区启用、“十四五”规划明确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标志香港正式迈入第三阶段角色：合伙人。

“合伙人”内涵分三重：一是跻身国家战略决策圈层，直接参与大湾区整体规划、河套园区管理运作；二是发展模式转变，不再只做流量生意，同步兼顾存量盘活与增量创造，从单一金融中心转向“科创+金融”双轮驱动；三是权责对等、风险共担，和内地形成长远共建关系。

三层角色层积共存、互相支撑。通道功能没有消失，联系人模式尚未过时，合伙人定位仍在持续培育。通道为联系人提供稳定物流基础与现金流，联系人为合伙人累积制度经验与国际市场信誉。当其中一层功能遭遇外部冲击，另外两层就能发挥缓冲作用，这正是香港经济韧性的来源。

为何升级？“联系人悖论”的结构困境

联系人模式能够兴盛，隐藏一个必要前提：交易两端的实力大致均衡。

香港的黄金发展期（1980–2018）恰好符合这一条件：一侧是急于出海的内地市场，另一侧是意愿布局中国的欧美资本，两端力量平衡，香港得以稳稳赚取三重利差。

2018年之后内外格局发生明显改变。内地一端实力大幅增强，本土制度逐步对标国际标准，不再完全依托香港作为唯一转口节点；内地资金透过港股通大举南下，2025年南向净买入额达1.39兆港元，创下历史新高。国际一端持续走弱，地缘政治冲突升温，欧美长线主力资金的信任基础，相比2018年前明显弱化。

两端实力一强一弱，直接压缩香港作为联系人的套利空间，并衍生一组结构性悖论：香港经济动能下滑，内地便加大战略投入托底本地市场；但内地投入力度提升，又被外资解读为香港中立性下降；外资持续撤离，会进一步削弱香港经济动能，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联系人模式立足两端之间，核心价值依靠中立通道属性。一旦内地加大对港战略投入，这一行动本身会被外资视为中立性受损。这一套模式仅在两端势均力敌时效率最高，两端实力失衡时极度脆弱；究其根本，它只是资讯流通通道，不具备独立议价能力。

合伙人模式不再依靠中立性赚取流量差价，而是透过参与规则制定创造全新制度增量。当香港以合伙人身分参与建设，内地加大投入不再等同侵蚀中立性，而是为双方共同设计规则提供资源；外资看见的也不是香港被内地收束，而是香港深度参与国际标准搭建。

合伙人框架可以把S（主权供给强度）上升带来的负面信号，转化为强化制度产品供给的正面信号，从而解构旧模式的内在矛盾。整体来看，香港三阶段角色叠升，是自身跨境功能升级的必然结果。通道让香港立足生存，联系人让香港实现经济繁荣，合伙人让香港获得长远发展底气。

扇形隐喻：观测香港的动态框架

通道、联系人两种角色，可以用简单直线图解释。通道是单点在直线上，香港处于流通节点之上；联系人是两点直线，香港位于内地与国际两端（两点）中间。但合伙人牵涉三方互动，无法依靠两端直线概括。本文由此提出扇形隐喻，作为解读香港最新战略动态的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把香港整体战略格局视为一把展开的折扇，由圆心、边线、外弧构成完整体系，关联结构可用公式表达：V = f(S, B, A)

各变量含义如下：V：香港阶段性整体战略功能容量；f：一国两制，为恒定基础条件（取值1）；S：圆心强度，代表主权稳定性与国家战略投入力度；B：边线宽度，代表大湾区制度融合的深度与覆盖广度；A：外弧顺滑度，代表国际外部制度环境与香港全球竞争力。

这套模型包含三项不变运行规律：第一，S=0则V=0，国家主权底座，是香港所有功能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第二，B、A常态下互补增益，极端状态下会互相挤压；第三，合伙人的核心职能，就是动态调节三个维度变量之间的张力，让三者互相匹配。

扇形属于动态平衡系统：国家战略规划拓宽边线，市场竞争力拓展外弧，两者共同决定扇面面积。扇形面积大小，直接对应香港整体战略容量与阶段发展价值。

常态环境中，三者会形成稳定正向循环：圆心越稳固，边线越容易拓展；边线覆盖越广，香港依托内地市场的底气越充足，更有条件打磨自身国际化优势、参与人民币国际化与绿色金融标准搭建；外弧运行越顺畅，越能吸引全球资源落地，反向支撑国家制度型开放。完整逻辑链：圆心稳→边线宽→外弧顺→圆心更稳。

扇形模型能解释简单直线无法涵盖的四项核心结构事实：第一，香港的整体价值取决于扇面面积，而非内地与海外两端的落差。第二，香港脱离圆心（国家主权），便不存在独立发展价值。第三，边线融合与外弧国际开放必须同步均衡推进。只重融合、忽略开放，香港会失去独特制度属性，沦为普通内地城市；只重开放、忽略两地融合，则脱离国家整体战略，变成悬浮的孤岛。唯有双向并进，扇面才能稳定舒展。第四，三类角色分工明确：通道负责单一流动，联系人负责双向资本对接，合伙人统筹主权、两地融合、国际化三重维度，承担制度平衡与长远战略协调职责。

扇形何以优于直线？

通道是单向流通枢纽，联系人是双方中介，二者都能透过单一直线简单诠释。合伙人牵涉国家、大湾区、国际三方联动格局，三维扇形框架可以直观呈现香港在三股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透过扇面面积直观衡量香港整体发展价值。

同时扇形模型存在明确适用边界：它仅是空间结构分析工具，无法单独承载历史时间维度，需要搭配前篇“沉积式演化”的观点互补；整体宏观视角难以细致拆解香港内部阶层、民意、政团之间的社会博弈；遭遇极端危机时，模型只能判断巨集观走势，仍需搭配专项应对机制配套使用。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两地企业家，曾在大陆媒体任职十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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