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三问北都:传统中介优势渐失 能否升维“三端枢纽”?

撰文: 夏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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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芳专栏

香港传统战略定位,是担当连接内地与欧美两大市场的“两端中介”。这套模式长期构成香港繁荣的制度基石:内地与欧美之间存在庞大的双向外汇流动,资本与贸易得以高效对接。但伴随全球地缘环境剧烈变化,这套传统中介模式正迎来重新洗牌。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资产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旧中介模式饱受拉扯与挤压,中介角色的价值持续下滑,原本赖以运行的信任链亦不断遭受冲击。这正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严峻挑战:倘若两端之间的信任基础出现动摇,传统中介模式又该何去何从?本文聚焦香港对外战略定位的调整,探讨拓展多元资本来源的可能性,并非否定香港继续维持“内地—欧美”联系人的核心功能,而是主张在原有基础之上做增量拓展。

固守两端,还是争取三方增量?

传统中介模式需要转型,根源来自三项结构性条件的弱化。首先是地缘政治带来中介角色的现实困境,外部环境改变,令传统中介在应对国际合规、多边审查时,面临更高的制度门槛。跨国资本对香港金融生态的判断变得更为敏感,香港原本的增值服务属性,被迫承载更多复杂的合规成本。其次是全球资金流向出现结构重组,欧美资本对华配置意愿出现周期性调整,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快速崛起,成为全新的资本、资源与产业增长极。

面对全球资本流动格局重塑、欧美对华资本配置出现周期波动的大背景,香港需要将过去单一的“内地—欧美”两端中介定位,战略升级为连接内地、欧美、全球南方的三端枢纽。唯有搭建多元化资金池与多维合规介面,才能为香港争取足够的跨期转型缓冲空间。

不过也要客观看到,全球南方资本并非只以香港作为唯一选项,新加坡、迪拜等枢纽同样在争夺这部分资金。制度禀赋只是必要条件,资本终究会流向具备可观商业回报的投资标的。换言之,要吸引中东、东盟等新兴资本,除了搭建制度平台,北部都会区还需要形成足够规模、可供投资的实体科创项目池,单靠制度设计并不足以自动引来增量资金。

离岸稳定,靠惯性还是风险隔离?

在外部宏观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香港离岸市场的流动性韧性展开极端压力测试。即便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提供有力支撑,但新兴跨境结算体系的国际覆盖率、本币结算份额仍处于爬坡阶段,香港GDP与跨境资金流动,短期仍难免承受结构调整的压力。

极端场景的压力测试带来警示,但不代表整个金融体系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三端枢纽的战略韧性,正在于为香港争取了宝贵的跨期调整“时间窗口”。来自中东主权基金、东盟产业资本、资源型国家资金等新兴资本,不受欧美货币体系单一约束,具备独立的配置逻辑与风险分散需求。这类资本的多元化配置诉求,与香港自由港、普通法治、资本自由流动的禀赋高度契合。这也正是北部都会区在数字经济、离岸创新层面的核心使命:搭建一套相容宏观审慎监管、又能匹配全球南方资本风险偏好的全新制度体系。

这里需要补充,无论CIPS还是后续提及的mBridge,更多侧重于贸易与结算场景;若要延伸至股权投融资,仍要面对跨境监管协调、法律追索等诸多现实约束,技术基础不等同于商业场景的自动落地。

守旧中介抑或搭建三端枢纽?

推进三端枢纽的战略转型,意味香港必须跳出被动的两端中介思维,转型为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多维离岸枢纽。北部都会区与维港核心区的双轨并行,正是这套战略落地的核心载体。

第一,以大宗商品流转与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为抓手,吸引全球南方实物资源、权益资产在港完成数字化存证与交易,打造面向新兴市场的离岸资产配置中心。必须留意,RWA仍面对全球监管规则尚未统一的难题,实物资产的估值、破产处置、跨境权利执行都存在不少法律盲点,它是重要工具,但并非万能解方。

第二,搭建“三级流动性分流机制”:以内地主权资金与政策金融作底层安全垫,以区域离岸银行体系作中层中介,以科创风投与市场资本作顶层活跃盘,完成层次清晰的跨境资金导流。

第三,补齐金融品类差异化布局,发展伊斯兰金融、绿色基建融资、新兴市场货币兑换等业务,弥补欧美资本周期收缩带来的市场空白,稳固香港离岸金融的多元底座。

把传统双边中介升维为“三端枢纽”,不仅是香港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跨期修复方案,更是在地缘变局下,为国家对外金融对接构建一套韧性更强、缓冲空间更大的离岸金融屏障。当然,这套战略构想仍属于方向性推演,最终成效,还取决于地缘环境、国际监管变化、产业项目供给等多重外部变数。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商人,曾任大湾区某地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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