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蓓茵专栏｜香篱春暖

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在10月4日播出的电台访问中，谈到90个议席涉及的公帑开支，认为将来可以考虑检讨，同时寄语议员“尽责、尽力、尽心”为民请命。议会运用公共资源，市民有理由问这笔投入换来甚么。要认真回答，便不能只计算少一个议席省多少钱，也要看议会需要完成哪些工作。笔者认为现阶段应先在既有架构内，把议员的分工、调研和政策跟进做得更扎实，再以履职证据深化对议会规模的讨论。这并非认定90席已是最佳数目，而是不宜在尚未厘清工作需要、代表性及实际效益之前，把加减议席当作改善效能的主要方法。

成本要算清楚
也要看见审议价值

2026/27年度预算中，第112总目“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开支约11.77亿元，其中“议员办事处及酬金”纲领约4.39亿元；其余纲领涵盖议会事务、法律、申诉、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服务。共同支援的需要会随工作量而变，不能把总额除以90，便当作每少一席可节省的金额。另一方面，支援议会的开支也应持续检视，不能因其职能重要，便免于衡工量值。

《基本法》第73条赋予立法会审核预算、批准公共开支及质询政府工作的职权。若议员能在政策落实前发现执行困难，协助修正设计，便可能减少日后补救所需的资源。评估议会是否物有所值，这部分贡献也应计算在内，但须有具体事例支持，不能只作抽象推论。

第七届立法会在2022至2025年通过130项法案，并审议659项“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时任主席梁君彦在2025年年结发言中亦指出，该届政府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有近一半是在吸纳议员意见后提出。这些资料让我们看见议员参与审议的工作；下一步更值得追问的是，哪些改动令条文更清晰、执行更顺畅，或更能照顾不同群体的需要。

议会规模也不宜只向外国找答案。学者德桑托（De Santo）与勒莫（Le Maux）在2023年发表的文献综述，结合139个国家的资料分析议会规模，指出改革效果的研究仍未有一致结论，其跨国分析亦不处理因果关系。因此，香港的讨论应回到本身的职能和工作需要，不能只凭人口比例或开支多寡下结论。

多元背景议员
要能理解不同人的处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25周年庆祝大会上，对特区政府提出期望，要“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这句话也让我们思考，议政工作应如何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宏观目标要落到实处，需要有人把日常遇到的困难带进政策讨论。

以安老服务为例，不妨设想一位既要上班、又要陪长者覆诊的照顾者。他关心的，可能不只是服务名额，而是接送时间能否配合、申请是否方便，以及长者回家后有没有人接手照料。财务背景的议员可以检视资助是否持续，医护与社福工作者可以分析服务衔接，熟悉地区的议员则可以进一步了解家庭实际承受的负担。

政治学者珍·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研究指出，在群体互信不足、利益诉求尚未清楚形成等特定情况下，具有相关经验的代表可以透过较好的沟通，提升议事讨论的质素。这为重视生活经验提供了理据，却不等于背景相同便自然代表得好。议员仍要走出熟悉的圈子，接触较少出现在正式讨论中的人。

笔者认为，多元背景真正的价值，是让议会有能力发现同一政策对不同人的影响。即使对政策目标有共识，对实施方法仍可以有不同判断；把有根据的疑问及早提出，有助政府把方案考虑得更周全。议员熟悉本身界别，也应把个别诉求放回整体需要，说明资源如何分配、其他群体会受到甚么影响。

增进组织协调
持续跟进实施中政策

香港已有推进这项工作的基础。《立法会议员守则》第1.5条要求议员加强调查研究、拓宽专业领域，循事实和证据依法行使监督权。要进一步发挥这些要求，可以在现有事务委员会内，先选两三项涉及不同群体的民生议题，试行更有系统的调研分工。

仍以安老服务为例，参与议员可按专长，分别了解使用者、前线人员及相关机构的处境，再共同比较资料。一项安排对机构而言方便，会否增加申请者的负担？一项新要求用意良好，前线是否有足够人手执行？这样的分工不是把议题划成各自的范围，而是让审议掌握更多原本容易遗漏的资讯。

今年9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了105个指标，并提出定期监测和评估实施情况、按实际情况调整。这正好为持续跟进提供具体方向。委员会可选取相关民生议题，既留意目标的完成进度，也了解服务使用者的实际感受，协助政府及早辨识落实上的难点。

例如，讨论服务供应，除了看名额是否增加，也可问轮候者有没有更快获得合适服务、照顾者的负担有没有减轻。政策建议则应交代可行选项、所需资源及执行责任；证据不足的地方，清楚指出仍须补充甚么资料。这些工作可以沿用现有委员会文件和会议安排，不必另设机构。

试行一个年度后，可检视分工是否减少重复调研、补足资讯，以及促成有根据的政策改善。需要多年推进的政策，则另订阶段性的检视时间，持续跟进政府回应和实施进度。议员的贡献应如实交代，也须分清政府及其他机构的执行责任，不把整项政策成果归于个人。

用具体贡献
回应“90席之问”

外界对议席数目的疑问，可能涉及开支，也可能反映对代表性、履职成效或工作透明度的期望，不能单凭几则报道概括所有人的想法。对议会而言，较有建设性的回应，是把这些关注转化为具体的履职要求：能否接触不同群体、提出有证据的建议，以及在讨论过后继续跟进。

现行守则已要求议员每年提交公开工作报告，涵盖主要成果、会议参与及经调研分析提出的政策倡议。在此基础上，每位议员可选取少量重点个案，交代问题如何发现、建议有何依据、政府如何回应，以及后续出现甚么变化。评估亦应容纳需要长时间处理的难题，以及有理据但未获采纳的意见，避免只以发言次数或建议获采纳率论高低。

今年7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立法会议员座谈，鼓励议员加强学习、认真履职，并期望立法会更好发挥作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治理效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把专业知识、社会联系和调研所得更好地组织起来，正是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深化的工作。

90个议席能够容纳多少不同经验，与这些经验能否改善政策，是两个需要接起来的问题。笔者主张先把这一步做实，让议会规模的讨论有更充分的证据。当一项原本不易被看见的困难获得正视，一个家庭因政策改善而少一点奔波，议席的公共价值便有了市民能够理解的答案。

作者林蓓茵是香港注册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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