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笔者在《“微调一下”——究竟是想改变什么？》谈到，我曾被人逐一点评：颧骨要打几针、额头要打几针，连小腿也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想，在讨论如何改变之前，至少应该先问一句：那真的是我在意的事吗？这一篇，我想再往外看：假如一个人终于分清自己的心意，决定不改，身边的环境又是否容得下这个决定？我们可以劝一个人不要太在意外表，但如果她每天接触的讯息，都在提醒她哪里不够好，单靠一句“要有自信”，究竟能帮上多少忙？

当“改善”成为理所当然

不妨想像：打开手机，先看到一段教人辨认面部缺点的短片，再看到一张疗程前后的对比照，接着便是限时优惠。原本只是想看看别人的生活，最后却开始检查自己的额头、下巴和眼角。

每一则讯息，单独看来都未必有甚么问题。有人分享经验，有人介绍服务，也有人真心觉得某种改变值得推荐。但当这些讯息反复出现，我们便需要问：它们让人更了解自己的选择，还是让人更难接受原来的样子？

美的标准不一定以命令出现。没有人直接说“你必须改”，只是不断展示“改了之后更好”。久而久之，不改反而成了一种需要解释的选择。值得追问的，因此不只是“为甚么有人想整容”，而是：谁在界定甚么需要修正？又是谁从这些标准中获利？

有一种推销方式，是先把正常的身体差异说成问题，再提供付费的解决方法。当某一种面貌被反复展示为理想，其他面貌便容易被放到“有待改善”的位置。我不是否定爱美，而是希望分清楚：我们是在回应自己的需要，还是在学习用市场的眼光挑剔自己？

传媒如何放大外貌焦虑

谈传媒的责任，不等于要求媒体停止报道美容、时尚或医美。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题材，读者也有了解的需要。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报道选择了甚么角度，又把甚么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同样是报道一位女性出席公开活动，可以谈她的工作和发言，也可以把焦点放在她是否发福、是否显老、面容是否“走样”。标题怎样写、图片放大哪个部位、引导读者留意甚么，都包含价值判断。

当一个人的成就只占几行，外貌却被逐格检视，报道传递的讯息便很清楚：比起她做过甚么，她看起来如何，似乎更值得关注。因此，讨论传媒如何放大外貌焦虑，不能只问图片有没有修饰，也应问：我们是否把衰老写成失守，把体形转变写成失控，把一张未经修饰的脸，写成令人惊讶的新闻？

传媒毋须替每个人建立自信，但至少可以不把自然变化，写成供公众取笑的失败。

从“爱自己”到“投资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这些话本来可以很温暖。我也相信，有人选择美容或整容，确实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为了取悦谁。但当这些说话出现在销售情境，我们便应多问一步：“对自己好”，是否只剩下购买某项服务？“更好的自己”，又为何总要透过外貌改变来证明？

放回香港的消费环境，我担心的是，当疗程被包装成“投资自己”，外貌便可能成为一项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今天改善轮廓，明天处理肤质，后天又要预防衰老。假如终点不断移动，一个人何时才可以觉得自己已经足够？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说法如何分配责任：既然人人都可以“改善”，不改便仿佛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重视自己。原本值得共同检视的审美压力，就这样变成了个人应该花钱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应把所有医美服务都视为制造焦虑。然而，提供资讯与利用不安促成交易之间，应有清楚界线。可以介绍疗程，却不应先让人觉得自己处处都有缺陷；可以谈预期效果，却不应把感情、事业和自我价值，都与一项疗程绑在一起。

规管能否跟上推销方式

面对这些推销方式，不能只要求消费者提高警觉，也不能只寄望业界自律。对消费者而言，最实际的问题始终是：哪些宣传值得相信，遇到问题又可以找谁？

香港现有的规管涉及不同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对涉及指定疾病、病况等的医药广告设有限制，但并不是涵盖所有医美宣传的全面审批制度。广告能够刊出，不应被当作疗程已获政府认可，更不代表效果或安全获得保证。

至于销售过程中有没有虚假商品说明、误导性遗漏，或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则涉及《商品说明条例》的适用范围，须视乎具体情况判断。销售手法是否违规，与疗程本身是否合适、安全，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消委会的消费教育、研究、投诉调停及政策倡议同样重要，但不能取代执法机关的调查与检控，也不能代替医疗专业对个别疗程风险的评估。

预缴消费保障方面，政府于2026年6月29日展开公众咨询，并于8月31日截止收集意见。建议包括为美容及健身服务的特定预缴消费合约设立七日法定冷静期，以及两年的法定合约期上限；规管的合约金额门槛，则提出3,000元、8,000元或15,000元三个选项。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其后于9月12日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支持引入七日冷静期，但对合约金额门槛仍有不同意见；当局目标于2027年上半年将方案提交立法会。这是推进修例的时间目标，并非措施的生效日期，也不代表届时必然完成三读。

冷静期的意义，不只是让消费者有机会取消合约，更是让人在离开销售现场、推销压力稍退之后，有空间重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不过，预缴合约保障与医美广告监管，始终是不同层面的问题。给消费者时间冷静，不代表可以放任宣传先制造焦虑。

当推销由店舖移到手机，由一眼可辨的广告，变成看似亲切的个人分享，监测和投诉转介机制能否跟上？当中有没有商业合作，效果有没有被夸大，风险和限制是否交代清楚，都不应只靠消费者自行猜测。一则讯息即使未达违法门槛，也不代表它没有值得检视的伦理问题。法律处理的是底线，社会仍要讨论：我们愿意接受怎样的推销文化？

年轻人需要的不只是“不要比较”

对年轻人，我们尤其不宜把责任全推回个人。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青年使者的调查，收集了378名12至17岁中学生的回应，约67%受访者自认对完美的要求偏高。这项调查探讨的是完美主义及受访者自述的压力与身心健康，并非专门研究外貌焦虑，结果亦不宜直接推及全港学生。但它提醒我们一个值得延伸思考的问题：当年轻人已努力追求“够好”，社会是否还要把面孔和身材，变成另一张不能失分的成绩表？

如果孩子说“我很丑”，大人或许急着回答：“不要看那些东西就好了。”但比起立即纠正，更值得先问：你看到了甚么？谁说过甚么？你从甚么时候开始这样想？这些问题不是认同孩子对自己的否定，而是让我们有机会理解，那份不安从何而来。若连感受都未被听见，一句“不要比较”，很容易变成另一种要求：你应该连难过也自行处理。

我希望媒体素养教育不只停留在“照片可能修过”。我们也可以陪年轻人辨认：一段看似中立的分享是否涉及推广？一张对比照交代了甚么，又省略了甚么？为甚么某个讯息，会让自己突然感到不足？

目的不是要求他们抗拒一切美容资讯，而是让他们接收资讯时，有能力多停一步，不必把别人的销售建议，立即变成对自己的判决。

建立健康环境保障自主选择

若要减轻外貌压力，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是监管。医美宣传应清楚披露商业合作，让人分辨一般资讯、个人经验与付费推广；疗程的风险和限制不应藏在优惠背后，更不宜以倒数促销催促消费者作出决定。我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网上巡查，让投诉及转介渠道更清晰，并研究限制向未成年人推广医美疗程的做法。

消费者遇到问题时，不应先弄清楚所有部门分工，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市场监测也不应只在出事后追究，而要及早辨认反复出现的误导手法。

其次是传媒及平台。我期望它们检视自己的内容及广告准则，不只拒绝明显的外貌羞辱，也留意那些以“关心”或“专业分析”包装、却不断贬低某类面貌的内容。商业合作的披露，不应只有形式上的标示，更要让读者容易看见和理解。

最后是家庭和学校。我们可以少一点随意评论身材，不把“瘦了、漂亮了”当作最主要的赞赏；当年轻人表达外貌困扰时，先理解他的感受，而不是立即替他寻找需要修正的部位。如果困扰已持续影响日常生活，也应协助他寻求适切的专业支援。

这些建议不是要禁止爱美，更不是替任何人的身体作决定。我们希望保护的，是一个人在得到充分资讯、没有被羞辱或催促之下，仍能作出自己的选择。

不改变也应是自在的选择

写这几篇文章，我始终无意替整容下结论。有人改变外貌后感到满意，这份感受值得尊重；有人不愿改变，也不应被视为不懂打理自己。我们更不应要求一个受外貌困扰的人，先变得足够坚强，才值得被善待。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说“你要喜欢自己”。但说完之后，也应看看自己有没有参与那些让人讨厌自己的评论，有没有把别人的自然样貌，当成等待修正的问题。

一个能容纳不同面貌的社会，不是人人都觉得自己完美，而是即使知道自己不符合某些审美，也不必因此觉得低人一等。

回到最初那句“你自己介意吗？”

这不应只是推销开始之前的一道程序。当一个人回答“我不介意”，对话也可以就此结束，而不是换一种方式，继续说服她介意。

如果我们真的尊重选择，就不只要容许一个人走进诊所，也要容许她看过所有建议之后，说一句：“谢谢，我想保持原来的样子。”然后，不必再解释。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投身社会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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