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由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举办，打破了以往由一地主办的惯例，可以说是大湾区作为制度创新的最好体现。公路单车、马拉松等跨境赛事以“无感过关”的闭环创新，展现三地规则衔接的“软联通”。

一边厢，我们为香港代表队打气、鼓掌，但与此同时，若然回顾这次大湾区全运会的缘起，恐怕没有多少值得自豪之处。据说早在2017年天津全运会后，广东省已构思联合港澳争取举办全运会的机会。广东省体育局原局长王禹平曾经透露，2018年在澳门举办的大湾区体育座谈会，首次提出了以大湾区名义申办的建议。

那场大湾区体育座谈会由澳门政府发起，邀请广东省和深圳等地的体育官员出席，由澳门体育局局长潘永权及王禹平共同主持。巧合的是，那时香港立法会正在讨论“加强区域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议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还说“会继续与相关中央部委、广东省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紧密沟通和合作，推出具体、有效的合作项目和措施”云云。但在大湾区全运会那个关键起点的体育座谈会，香港却是缺席的。

澳门积极融合突破自身瓶颈

这真的是巧合吗？抑或澳门一早已经拥抱区域发展，从何厚铧时代力推港珠澳大桥、建设珠澳跨境工业区，到崔世安时代确立“珠澳同城化”，再到贺一诚政府共管共享比澳门本岛大三倍的横琴——澳门因为“自知”土地狭小，一直抱持着极度开放和主动的态度。他们深知，唯有融合才能突破自身瓶颈。

相反，香港在区域融合中却一直被动，甚至带有抗拒。我们以往归咎“反对派”阻挠港珠澳大桥，反对兴建西九高铁站，但认定新界只是边陲的“中环本位”思维，难道没有官员的份吗？不论是这三年来的北上消费热潮，抑或是这次全运会的跨境赛事，都说明了北部都会区早应该已经建成，新界的每处棕地都在反映香港在区域合作上的迟缓。

常说体育最能联系人与人、打破界线。这是为什么早在40多年前，霍英东先生已经一手缔造了“省港杯”，成为打通广州和香港社会文化交流的典范。可惜我们后继乏人，缺乏将“省港杯”的合作精神，提升到更高战略层面的“新霍英东”。于是当广东省牵头大湾区全运会，放在其“十四五”规划时，澳门主动配合，而香港却见被动。

跳出中环本位香港遇强愈强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香港已经不再孤芳自赏。这场全运会作为三地政府共同拆墙、推进“软联通”的实践，其意义也远超了体育本身。香港需要的不是担心“被规划”或“被取代”，而是要学会以“强强联手”的思维，将整个大湾区视为我们突破发展瓶颈的腹地。

不只是明年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可以主动争取合作，将APEC的部长级会议、专题论坛放在香港，我们是否也可以借助粤澳的优势，争取成为昆明、上海和北京之后下一个举办世博会的中国城市？既然我们能协调跨境马拉松，我们是否能联合申办全球气候变化大会（COP），向世界展示大湾区的绿色科技与治理决心？

甚至我们的想像力是否可以更大一点，联合申办世界杯乃至奥运会？单凭香港的能力和硬件，这听起来可能是天方夜谭。但如果我们仍然以过去那种单打独斗、被动的心态构想未来，这次全运会带给我们的经验就等于白费了。拥抱交流，透过良性竞争、合作以更上层楼，遇强愈强，这些体育精神正是香港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