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宣布对伊朗启动“经济放逐行动”（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直接制裁近60个相关实体和船只，并把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纳入可能被二级制裁的范围。意思是不只制裁伊朗本身，连跟伊朗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或银行，都可能被踢出美元体系。值得留意的是，美财政部数天之前才宣布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翻倍，每次操作从20亿提升到至少40亿美元，为长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贝森特一连两个举动，反映的正是美国面对的现实压力。

美国财政部周一（8月24日）公布的制裁实体，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Sweet Ocean Industrial Limited）以及深圳华美（Shenzhen Huamei）；前者被指协助伊朗取得激光光学设备等敏感资源，后者被指与伊朗物流公司BRE Line相关，支持导弹和核计划。被问到与伊朗有经贸合作的中国时，贝森特指“如果他们促进交易，并成为将伊朗石油转化为金钱、转化为镇压的体系一部分，他们就会成为目标”。 惟除此之外，二级制裁的具体细节不多。贝森特也坦言：“我为什么要炸掉全球金融体系？”

美国制裁成本上升最终反噬债市

中国外交部周二（8月25日）重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并表示与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国家会因应二级制裁的威胁而切断与伊朗的联系？疑问无疑存在——即使阿联酋日前率先表示暂停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长债息口一度升到近20年高位，战争开支和利息成本同时上升。财政部出手回购长债，本质上是在市场流动性变差时主动“做市”，暂时稳住殖利率，避免借贷成本进一步失控。问题在于，当美国自己财政已经紧张时，对外制裁伊朗的成本也会上升，能源价格波动和市场不安，最终会反映回美国自己的债券市场。

内部债务压力与外部执行能力夹击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前提是积极且健康地参与跨境交易，以及政治体制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长债，正是市场信心出现脆弱性的信号。财政部近年已倾向多发短期债、少发长期债以节省利息，但短期债波动更大，投资人可以很快决定不再展期。这等于用潜在的再融资风险，换取眼前的成本节省。加上特朗普持续对美联储施压，一旦其独立性受动摇，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可能出现裂痕。

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的力量主要不是靠直接占领土地，而是靠商业网络、资本流动和货币体系来维持“非正式帝国”。二级制裁是典型的工具，透过控制美元清算、保险和航运节点，迫使其他国家和企业归边。在冷战时期，西德和日本之所以愿意大量持有美元，部分原因正是美国提供安全保证。今日美国外交政策显得不可预测，各国重新评估美国是否仍是可靠的“储备监护人”。二级制裁看似展示了美元体系的强制力，欧元、人民币或其他数字货币仍不足以完全取代美元，但数字技术已令转换成本降低。

美国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仍然拥有制裁的强制力，但操作空间正在收窄。历史上，英国也曾用类似的金融与商业手段维持全球影响力，但同时要处理内部债务压力和外部执制力，这种双重任务正是晚期帝国常见的特征。

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改写跨境支付

目前来看，回购可以暂时缓解长债市场压力，制裁也可以对伊朗施加经济成本。但美国如何在高债务环境下维持财政可信度，以及如何在多极化世界中维持同盟信任？稳定币、代币化存款和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改变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这可能逐渐削弱传统互联网效应。如果美国长债市场需要频繁干预才能稳定，全球避险情绪和利率波动就可能加剧。

美国形容是次制裁伊朗是“经济诺曼第登陆”，实际上却暴露自己不再拥有绝对优势，需要如此近乎孤注一掷。阿曼无惧美国威胁，最新与伊朗达成临时共识，允许商船途经伊朗水域进入波斯湾，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并在30至60天内就磋商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美国这场“登陆”未必成功，反而可能迎来“苏伊士时刻”——1956年英国以为能靠武力重掌运河，却被迫撤军，终结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美国如今的极限施压同样依赖其他国家配合，经济及金融武器一旦失效，等于亲手加速其转捩点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