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如辉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夺走逾百条人命，是香港回归以来最沉重的集体创伤之一。作为在政府工作的公务员，很多同僚与市民一样，这几天不断追看新闻，心里沉重难以平复。社会亦随即出现一个争议：原订12月7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否应该延期？

在情绪上，很多人会直觉地觉得“既然全城哀悼，就把选举押后”，似乎比较“有同理心”。但如果回到制度设计、资源运用和实际效果三个层面冷静分析，笔者倾向认为：在大幅削减宣传活动、把额外动员的人手和经费优先调拨到救灾和善后的前提下，低调地如期举行选举，反而是对制度、对公帑、对灾民都较负责任的做法。

延期牵一发动全身
财政行政代价高昂

首先，是制度和法律的角度。本届立法会选举被行政长官指明需于12月7日举行换届选举，法例中虽然有关于延期或终止选举的具体条款（如《立法会条例》第44条），但启动门槛极高，通常涉及“骚乱、公开暴力或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事故”，而单一地区火灾是否构成全港延期的法定基础存疑，强行延期可能引发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的风险。

第二，是人力物力与行政成本。把选举日期往后推一星期或两星期，对灾民的实质帮助其实非常有限；但对选举机器和公帑开支的冲击，却是实在而巨大的。

选举运作是一部极其精密的机器，牵涉庞大的物流与法律程序。不少人误以为延期只是改个日子，殊不知背后涉及数以亿计的公帑与行政成本。以2016年立法会选举为例，当届曾动员571个投票场地，这些场地若要延后使用，需重新确认可用性并与场地持有人再次协商租借条件，费时费力。今次选举票站场地早已租定，学校、社区会堂、体育馆等都需配合停课、改期或暂停开放。

此外，选举亦动用大量人力，选举事务处于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收到约26,000 份选举人员申请，于2012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则收到约24,500份申请，而2015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则收到约25,000 份申请。近两次立法会选举，选举事务处委任了超过3万名来自不同政府决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在投票日担任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助理投票站主任、投票站事务员、投票助理员、点票主任、助理点票主任、点票站事务员及点票助理员。

获委任为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主任的人士都是主任级或以上的公务员。大部分都已经完成委任，部分甚至接受了培训或简介。一旦决定延期，所有程序基本上要“重做一次”：原定当日值勤的投票站主任和职员，要重新确认是否在新日期仍然可以当值，不少人已安排了家庭事务或外游计划，临时再调配势必引起连锁反应，甚至要重新招聘；原已租用的场地，未必能在新日期继续提供，必须重新物色场地及改动布局；所有印有日期的法定文件（包括投票通知书、选举公告、部分选票设计）也要重新印制。这些都不是“按一下键盘”的简单操作，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力和金钱成本。

近年选举为提升透明度和服务水平，票站人手其实比2019年以前多，背后代表的是更多公务员和临时雇员被调配到选务工作。是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完善选举制度后最大型的选举。随着立法会议席数目增加至90席，加上在是次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如应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及为有需要的选民另设特别队伍、选举事务处汲取了在2021年9月19日进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经验，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措施如大幅增设发票柜台及投票间、针对 2019冠状病毒病而加强的防疫措施，以及须要在香园围、罗湖及落马洲支线 3个边境管制站设立投票站等因素，选举工作人员的数目由原先预计的36,000增至39,000名。

此外，所有已印制或制作的选举物资都将作废，包括投票通知、选举公告、参选人简介、投票站指示牌等，一律须重印。考虑到香港有逾413万选民，每张选票、每份通知书的制作与运送均有相应成本。根据2025/26年选举事务处预算， 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筹备和工作申请拨款达12亿元，其中单是场地，票站运作交通邮费等等开支高达8亿元。可见，选举非小型项目，其场地租借、设备租赁、交通及物料等都是可观支出。任何延期都会把这些支出增加至少一倍，加上需要补印所有宣传材料、公告和票箱，更添数以千万元的浪费。若延后选举，除上述重复成本外，还会增加通知期更改、额外租场和广告宣传等开支，预期将比原计划至少多支出数亿元。

停止“洗楼”动员
资源应投放在救灾

笔者建议政府采取“冷处理”模式如期举行选举。所谓冷处理，即取消所有喜庆式、洗脑式的宣传活动。

为了鼓励投票，不少部门已经在周日实施“总动员”式安排：原本可以休假的同事，被要求落区派传单、看守摊位、主持游戏，甚至“洗楼”。有同事反映，原本的日常工作或家庭安排因此被打乱。这套计划一旦因为延期而整体向后移，所有已经取消的假期、已经“借”来选务的同事，要再“借”多一次，对前线同事和其家人的影响，只会加倍放大。

然而，在灾难当前，这种动员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讽刺。市民对投票早已心中有数，无意投票者不会因一张传单而改变主意。与其强行征召公务员在街头作原本职责以外的宣传，不如将这些庞大的人力资源释放。让合适的部门专注于灾后支援、心理辅导或调查工作；让非相关部门的同事休养生息，避免因为无谓的选举动员而透支，这才是对纳税人负责的“成本效益”。

若我们认真看待今次宏福苑火灾，就应该承认：接下来几个月，政府最紧缺的是第一线救灾、安置、心理支援和技术调查的人手与专注力。在这个背景下，把已经投放在宣传、造势、活动上的人力物力，适度抽出来，改为支援灾民和善后，比“延迟选举但一切重来”更合理、更符合成本效益。

第三，是选民意愿与社会心理的问题。有人担心，如期举行选举会影响投票率，甚至被视为不尊重死难者。但从经验看，在大型天灾、人为袭击后，如期举行既定选举其实颇为常见。

例如美国曾在2012年超级飓风重创东岸之后，如期举行总统大选，做法不是整体延期，而是针对受灾地区加开临时票站、延长投票时间、容许灾民以邮寄或电子方式投票，让市民在艰难环境下仍能行使选民权利；当时虽曾有延后选举的呼声，但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大选日为11月第一个星期二，任何延期都需国会通过，涉及庞大法理与成本代价。最终，纽约延长提前投票，新泽西允许灾民网络投票，选举如期完成，投票率仅微降约2–3%。此例说明，相较全面推迟，把资源用于立即修复与调整投票流程，既符合法治，也较低成本。

2015年，法国也曾在大型恐袭后，如期举行区域选举。当时巴黎发生震惊全球的连环恐怖袭击（巴塔克兰剧院等），造成130人死亡。而大区选举首轮投票定于12月6日，仅在恐袭后三周。当时法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哀悼，有声音质疑在如此悲痛和高保安风险下，是否适合搞选举活动。最终社会普遍接受在哀悼与维持制度运作之间取得平衡，投票如期举行，如期选举反而是展现民主社会韧性和回复正常生活的决心。

2011年2月，新西兰基督城9级强震造成185人死亡，城市重创。当年11月底大选如期举行。选管会未推迟选举日，而是额外设立临时投票站：政府在地震重灾区设置19个提前投票站，其中包括3辆流动投票车，并鼓励灾区居民提前投票。基督城中央选区的固定投票站由2008年的45间减少为33间，但透过流动站弥补不足。最终新西兰全国投票率约74%，基督城区域降幅仅5%内；政府与多党协调暂停竞选大型集会、转为灾区救援优先，使选举如期举行既满足选举要求，也向受灾民众传递“正常化”的信号。

这些例子有一个共通点：政府宁愿在方法上灵活变通，也不轻言暂停整套选举程序。这些案例显示，在重大危机后，如期举行选举往往更能体现社会韧性、维护法治秩序。决策者宁可调整选举方式、延长投票期限，或在投票站提供特别服务，都不轻言更改选举日程。花费资源和时间去克服当下选举运作上的障碍，比花费亿元去推迟选举更有意义。

不为投票率大洒金钱
让公仆回归专业服务

对于投票率本身，也需要诚实面对现实。过往选举经验显示，投票意愿很少因为“多派几张传单、多搞几个摊位游戏”而出现戏剧性变化。愿意投票的人，早已留意相关资讯；不打算投票的人，很难被临急临忙的宣传“谷”出来，尤其在全城哀痛的气氛之下，强行造势不但效果有限，更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与其如此，不如坦诚承认：在今次灾难之后，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安置灾民、查明真相，而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漂亮的投票率而继续大洒金钱和人力做宣传。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较为负责任的折衷方案是：选举如期举行，但全面降调处理选举宣传与动员。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宣布暂停所有原订的街站活动、礼品派发、噱头式宣传，只保留最基本、依法必须发出的选举资讯，例如在官网和传媒刊登公告；投票日当天可以在全港票站安排默哀或设置悼念角落，以示对死难者的尊重；同时，把原本安排在选举宣传上的额外人手和经费，有系统地调拨到大埔及其他相关地区，支援清理、安置、心理辅导和专业调查。

这种做法有几个好处。对制度而言，维持法律原定时间表，避免便宜行事开创“凡遇重大事件便可延期选举”的先例，有助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预测性。对公帑而言，减少因延期而需重新印刷文件、重新招募和培训人手、重新租用场地的重复开支，把资源用在灾后真正急需的地方。对灾民和整体社会而言，选举机器在背景中平稳运行，社会秩序得以延续；政府的焦点则牢牢放在“如何帮助受灾居民恢复生活”上，而非被漫长的改期选务牵着走。

当然，若要令公众更信服政府的取态，当局日后在交代时，可以主动披露更多具体数据。例如，可以说明今次选举原本需要动员多少个票站、多少名票站职员和临时雇员；过去一两届选举的总开支是多少、其中印刷、场地和设备租用各占多少比例；为配合宣传而“总动员”的公务员人数有多少、取消或调整了多少宗周末休假。当市民看到延期意味着额外耗用的不是抽象的“几多亿”，而是具体的印刷纸张、实际的场地租金和一个个本来可以用在灾后支援的工时，自然更容易理解“如期但降调”背后的理据。

宏福苑火警是一个沉痛的警号，提醒我们在消防、楼宇安全、城市规划需要深刻反思。这些都是政府必须正面回应的长期功课。但在选举安排这一题上，笔者相信：在全力救灾与维持制度运作之间找出平衡，比在情绪压力下作出象征式的改期决定，更能体现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冷静与克制。

作为一名在体制内工作的公务员，我和很多同事一样，愿意在未来一段时间把更多心力放在支援灾民上。如果选举可以如期举行，同时释放出原本用于宣传和造势的人手和资源，让我们真正用在“帮人重建生活”之上，或许正是对这场悲剧中逝去生命的一种最务实、也最具尊重的回应。

死者已矣，生者如斯。让选举安静地完成，让公务员回归专业服务市民，这或许是我们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实际的帮助。

作者笔名黄如辉，是一名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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