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20日作出重大裁决，以6比3的票数否定了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对等关税”的合法性。此举不仅在法律层面上划下界线，更可能引发高达逾1,500亿美元的退款潮，或对美国财政造成沉重打击。裁决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撰写，获得部分保守派法官支持，显示即便在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中，宪政秩序仍具约束力。 

1977年通过的IEEPA，主要针对国家安全威胁，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限制或冻结外国资产。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该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罗伯茨指出，若总统可单方面征收“无限金额、无限期限和无限范围”的关税，将严重破坏国会的立法权。

裁决凸显美国宪政秩序的核心：国会掌握财政与税收大权。总统若未获明确授权，便无权擅自征税。这一判决不仅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否定，更是对行政权限边界的再划定。

戈萨奇（Neil Gorsuch）与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两位保守派法官支持裁决，显示保守派并非铁板一块。当行政权过度扩张时，即便是保守派也会选择维护制度平衡。这对美国司法独立性是一种正面信号。

若政府需退还逾1,500亿美元关税收入，将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美国财政赤字已居高不下，此举可能迫使政府削减支出或增加举债，进一步加剧财政不稳。

全球数千家企业，包括中国的比亚迪，已提出诉讼要求退款。若退款潮全面展开，企业短期内将获得资金回流，有助于恢复国际贸易信心。但美国政府的信用与政策稳定性将遭受质疑。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原本意在重振美国制造业，尤其是钢铁业。然而裁决否定了其合法性，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寻找合法途径。白宫顾问曾暗示可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征税，但这将引发新一轮法律与外交争议。

裁决对特朗普的政治形象是一大挫败。他一再强调“关税让美国富裕”，并在钢铁厂演讲中将订单归功于政策。然而最高法院的否决，削弱了他在选民面前的政策正当性。而保守派法官分裂，显示司法独立性仍在；但这对特朗普而言是一种政治尴尬：即便由他任命的法官，也不完全支持其政策。这可能影响他在保守派选民中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裁决强化了国会在财政与贸易政策上的角色。未来若要推行大规模关税，必须经过国会授权。这将迫使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重新协商，增加政策透明度。中国企业如比亚迪的诉讼，凸显裁决的全球影响。若美国退还税款，将改善中美贸易环境，减少摩擦。但同时也可能引发美国国内保护主义者的不满。

裁决释放出一个信号：美国司法制度仍能制衡行政滥权。这对全球贸易秩序是一种保障，显示即便在保护主义浪潮下，制度仍能维护规则。美国盟友如欧盟、日本，曾对特朗普关税政策表示不满。裁决将增强他们对美国制度的信任，认为美国仍有能力自我修正。

特朗普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征收关税，反映出危机治理的滥用风险。最高法院的否决则提醒世人：危机不应成为行政权无限扩张的借口。即便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宪政秩序仍展现韧性。司法独立性与权力分立制度，确保了政策不会因个人意志而失衡。

此案对香港与东亚地区亦具启示意义：制度设计必须防止行政权过度集中，确保公共政策具透明度与合法性。危机治理应有边界，否则将损害公信力。美国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关税政策，不仅是一场法律裁决，更是一场制度与政治的深刻辩论。宪政秩序的核心在于权力制衡，危机治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此案的影响将持续发酵，从美国财政到全球贸易，从政治格局到制度反思，皆值得深思。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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