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博士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真相往往浮出水面。香港过去五年的“无戏剧政治”让某些西方观察家感到不适——他们怀念那个可以简单用“民主斗士 vs 专制政权”来叙事的香港。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香港过去的政治困局，恰恰源于一种激进主义对治理复杂性的蔑视。今天，当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打出改革的旗号，试图在国安法完善的新宪制秩序下推进良政善治时，它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狂热，而是一种能够驾驭复杂性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保守主义——在旧的形式中装入新的内容，在风险可控的秩序中逐渐实现变革。

保守主义的英文本意是“保育主义”，但在中文语境中常被误解为“守旧”乃至“反动”。这是严重的误读。真正的保守主义，正如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所揭示的，其精髓在于尊重历史积淀的制度智慧，反对基于抽象理性的激进重构，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审慎变革。它不是拒绝变化，而是拒绝那种割裂历史、推倒重来的革命。

对于香港而言，保守主义的智慧尤为珍贵。香港的成功从来不是一张白纸上的杰作，而是历史层累的结果。从普通的渔村到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崛起恰恰得益于其渐进演进的制度传统——普通法的判例积累、自由港政策的持续优化、法治精神的代际传承。那些试图一夜之间推倒重来的激进方案，无论是2014年的非法“占中”还是2019年的黑色暴乱，最终带来的只有破坏和停滞。

保守主义之于今天的香港，意味着在《基本法》确认的宪制框架内，在“一国两制”的顶层设计下，稳步装入新的改革内容。它要求改革者具备两种品质：对既有秩序的尊重，以及对变革时机的敏锐。这并非怯懦，而是一种更高阶的政治理性——知道哪些部分需要加固，哪些部分需要微调，哪些部分必须保留。

理解香港今天的政治体制，必须回溯其历史渊源。行政主导并非回归后的发明，而是香港政治体制的遗传基因。英治时期的香港，在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主导”体制。港督由伦敦任命，集行政与立法权于一身，立法局和行政局只是咨询机构。这种体制虽有殖民统治的非民主底色，但在功能上确保了管治的高效和政策的连贯性。回归之际，当香港《基本法》的设计者擘画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延续这一传统。《基本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是政府的首长，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双重负责。行政会议协助决策，立法会负责立法和监督，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审判权——三者各司其职，有主有次，共同构成行政主导下的分工协作。

然而，回归后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清晰的宪制秩序被一层厚重的政治迷雾所笼罩。某些势力刻意塑造并散播一个偏离基本法原意的“三权分立”假象，将立法会扭曲为与行政机关对抗的战场。通过无休止的“拉布”、点人头以及舆论攻势，他们成功地向公众植入一种错觉，似乎政府的任何政策，必须首先经过立法会中某些派系的“政治审核”与“批准”，否则便是“不民主”、“不公义”。这导致“行政主导”的权威被严重矮化。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廓清了这片迷雾。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2月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所指出的：“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特区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在新的政治格局下，“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立法会回归理性务实的角色——履行《基本法》赋予的配合与监察职能，而非取代行政机关成为“决策者”。

一个常被提出的质疑是：“行政主导”是否与民主相矛盾？这种质疑本身建立在对民主的狭隘理解之上——将民主简化为选举竞争和多党轮替。事实上，“行政主导”与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能够相互契合的。这里的契合点，在于全过程监察民主的落实。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人民监督。如果民主仅仅体现为数年一度的投票，而在投票之后便进入“权力休眠期”，那么这种间歇性民主难以真正约束权力。香港过去的教训恰恰在于，选举热闹非凡，但选举之后，市民对政策的实质性影响微乎其微，官员的行为缺乏持续有效的监督。

全过程民主的精髓，在于将民主从选举那一刻延伸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而要实现这一延伸，就需要一种全天候、全覆盖的监察机制——这正是全过程监察民主的核心使命。“行政主导”并不排斥这种监察，恰恰相反，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需要同样强有力的外部监察，才能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行政与监察，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构成现代治理的完整图景。

香港推进全过程监察民主，拥有得天独厚的制度资源——廉政公署。这一诞生于1974年的独特机构，本身就是保守主义智慧的杰作：在英治框架中装入全新的反腐内容，以解决传统法治无法应对的腐败难题。

廉政公署的设计体现了深刻的制度洞见。其一，机构独立性。廉政专员直接对英治时代的总督或回归后的行政长官负责，不属于普通公务员序列，不受公务员法规制约。这种“政治法的理智”赋予了廉政公署超越常态法治的权威性和特殊调查权力，使其能够有效打击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其二，举报式民主机制。廉政公署的三大工作处中，执行处的主要案件来源是市民举报，举报中心24小时运作，承诺48小时内作出反应。这种对民主的本源性认知，将民主从间歇性的选举转化为日常性的参与，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动力。

正是这两种动力的结合——自上而下的机构独立性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使廉政公署成为全球反腐的标杆。数据显示，市民对贪污的容忍度仅为0.7%，对廉政工作的支持率达到96.2%，实名举报率超过70%。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成熟的政治理性：承认腐败的顽固性，设计专门的制度应对，同时用多层监督机制防止监督者自身腐化。今天的香港，完全可以在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推进全过程监察民主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的核心，是将监察权力的行使进一步民主化，使其获得更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未来合适的时机，香港可以迈出关键一步：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专职监察官员。这些民选的监察官员，构成廉政公署的核心管治团队，只对中央国家元首负责，其职责是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企业，学校等进行全过程、全时段监察。

这一构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廉政公署既有经验的深化和拓展。在基层选区（如区议会选区）由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专职监察官员，组成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系统的第四权机构。监察官员选举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以个人身份参选，以切断党派政治对监察职能的侵蚀。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选民授权，其职责是代表人民行使监察权，对权力与资本形成制度性制衡。

在治理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一构想具备了技术可行性。香港可以考虑构建“政务链”，所有公务决策自动生成时间戳存证并分布式存储，确保全程可追溯、可验证；可以建立AI廉政风险预警中枢，自动识别工程招标中的利益关联，实时发现资金审批的异常流动；可以设立市民参与式监察云平台，让市民实时评价官员绩效，匿名上传举报材料，系统自动生成存证与初步核查报告。科技赋能使全过程监察从理想变为现实。

这一制度设计，将形成“市民—监察官员—专业机构”的监察闭环。普选产生的监察官员作为市民监察的制度化代表，整合市民评分、举报信息、政策反馈，依托治理科技平台进行专业分析，并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或高官行为监察委员会提出正式监察建议。监察不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制度化、专业化的权力制衡机制。

全过程监察民主不仅是香港的命题，更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命题。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现代性理论中指出，“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关键维度，已深刻嵌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肌理。政府和资本通过系统化的信息收集、存储与控制，实现对个体与社会活动的持续性监督。当监控成为国家治理的刚性需求，其权力归属与行使方式便成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命题。

这一命题的答案，不应是让监控权力继续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应是通过制度创新，使人民成为监控权力的终极主体。这正是监察民主的核心：将监控的现代性逻辑从政府和资本的控制转向人民的监督。

在这个意义上，监察民主具有超越特定制度形态的普世价值。对于实行一党执政的中国内地，监察民主可以在坚持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强化对权力的日常监督，弥补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的不足。对于欧美等多党制国家，监察民主可以克服政党恶斗导致的监察虚化——当监督沦为政治攻讦工具而非建设性制衡机制时，真正的监察反而落空。美国爱泼斯坦案暴露出的西方政治体制弊端，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程序正义掩盖实质腐败，需要一种超越政党政治的监察力量。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既继承了普通法的法治传统和廉政公署的反腐经验，又可以借鉴中国内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探索，同时还是全球治理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这种中西治理智慧的交汇，使香港有条件、有机会成为全球监察民主的示范城市。

全过程监察民主的落实需要时间。制度的成熟需要实践检验，民意的凝聚需要理性对话，科技的应用需要循序渐进。然而，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在行政主导的框架内，以保守主义的审慎精神，逐步装入监察民主的内容，让香港的治理体系更加高效、透明、负责。

保守主义不是停滞，而是为了更稳健地前行；行政主导不是专断，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施政；监察民主不是对抗，而是为了更持续地维护民权。三者的结合，将塑造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既继承历史智慧，又回应现代挑战；既坚持“一国”之本，又发挥“两制”之利。香港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望以监察民主的创新实践，为“一国两制”写下更加精彩的篇章，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作者伍俊飞是香港紫荆党总裁，紫荆党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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