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仲邦

香港的野猪问题近年愈演愈烈，社会舆论往往聚焦于“为何要赶尽杀绝”，却鲜有问一句：究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动物无罪，错的只在人类。相关部门未有做好垃圾站与垃圾桶的管理，部分市民胡乱喂饲、随意遗留食物，这边继续“格杀勿论、人道毁灭”，野猪则继续不断繁衍。这根本是一个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恶性循环。

整件事的核心，根本不在野猪身上，而是城市管理失效与市民行为失当叠加而成的结果。管理层面上，防野猪垃圾桶与垃圾站覆盖率低，设计亦未够稳固，周边环境清洁频率不足，变相为野猪提供下山觅食的机会。一旦野猪习惯在市区有稳定食物来源，便会聚集、繁殖，甚至变得不怕人。市民层面上，有人出于好心“喂饲”，却无形中改变了动物的习性；有人缺乏公德心，乱丢食物残渣，将市区变成巨型饭堂。政府应对方面，当冲突加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扑杀”，以消灭来快速回应投诉压力。但杀完一批，只要食物源头未断，很快又会有新的族群填补这个生态位，杀之不尽。

这个循环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动物是跟随人类创造的环境规则去生存。牠们不懂分辨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山野”，只知道哪里有安稳的食物。结果人类管不好自己的垃圾与行为，最后却要动物用生命来“找数”。

要跳出这个循环，我们需要扭转思维，由“对抗”转向“引导”，将资源由“事后扑杀”转移到“事前预防”。以下几个方向，值得认真考虑：

一、高科技引导：无人机定点投喂

野猪的记忆力与学习能力很强。如果能够利用无人机在山野深处特定区域定时、定点投放足够的食物，是有可能逐步将族群“重新引导”回山林深处，而不是在市区边缘甚至市中心觅食。这个做法的好处是：改变觅食路线，将市区的“诱因”与山野的“回报”对调；而且可控性高，相比任由牠们在市区乱找厨余，无人机投喂的地点与数量均可监察及逐步调整，避免过度聚集。长远而言，比起长期用公帑聘请人员捕杀、运送、处理尸体，这笔钱用在预防性的“引导”上，可能更为划算。

二、生态改造：大范围种植天然食材

这是更根本的做法。根据渔护署资料，野猪在野外主要以草、根、块茎与掉落果实为食。如果能够有策略地在山野较深处，培植更多野猪天然的食物来源——例如根茎类、果树、蕨类及各种草本植物——等于是在“源头”为牠们开设天然饭堂。这个做法虽然需时较长，但效果最持久，而且对整个生态系统都有好处，不单是为野猪。

三、重罚喂食：仿效澳大利亚管理鳄鱼

我们早前到澳大利亚考察，希望了解当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方法与政策。澳大利亚对故意喂饲野生鳄鱼的重罚可达约14万港元，而即使是“无意”或非故意亦须受罚，重复再犯罚款更会层层叠加甚至监禁。背后的逻辑很清楚：保护动物的方式，有时是要杜绝人类的不当干预。喂食的最大问题，就是令动物失去对人的戒心，甚至将人与食物划上等号。一旦失去戒心，动物与人的冲突只会增加，结果往往双方都受害。近年香港大力推动生态旅游，野猪频繁出现在旅游区域“揾食”，反而会对旅客构成风险，届时为“保障安全”而进行的扑杀只会更加激烈。与其等到那一天，不如现在用重罚来斩断因喂食而亲近人类、最终被杀的死亡因果。

根据渔护署数字，自2024年8月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生效后，截至2025年8月，各执法部门合共发出55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当中涉及喂饲野猪的票控只有35张。35张这个数字，少得可怜。同期（2022至2024年），渔护署合共人道毁灭了1,436只野猪，单是2024年已经有657只。两者对比之下，反映的不单是“重杀轻管”，更是执法力度严重不足。就算法律写得再严厉，如果不积极执法、不高调宣告被检控数字，就只是一只无牙的纸老虎。

要真正发挥阻吓作用，执法部门应仿效警察交通部“高调执法、高调宣告”的做法，预告进行大型执法行动，公布检控数字、公开违法个案的地点与详情，甚至考虑设立举报热线，鼓励市民参与监察。当市民清楚知道“喂猪真的会被人捉、真的会被罚、而且罚得很重”，才有可能改变行为习惯。否则，单靠捕杀，杀之不尽，浪费公帑之余，更要赔上更多野猪宝贵的生命。

四、打破“强者正确”的逻辑

如果只因为人类“强大”，就将所有走入城市的野猪格杀勿论，这种思维与“谁大谁恶谁正确”并无分别。城市发展本质上就是侵占了动物的栖息地，现在还要因为自己管理不善（垃圾、喂食），将责任推卸到动物身上，再用最粗暴的方式“解决”牠们。人与动物共存，从来不是一个“谁赢”的问题，而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去管理自己造成的问题”。共存从来都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现行“走入市区就杀”的措施，表面上快速回应投诉，但实际上是将管理责任外判给麻醉枪与处死毒药，回避了垃圾管理、喂食执法、生态引导这些“难做但正确”的工作。根据渔护署回复立法会的数字，2024/25年度有至少630只野猪被人道毁灭；以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披露每只处理成本约33,000元计算，单是这项开支已接近2,100万港元，占该年度野猪管理工作总开支超过九成。若将视线拉阔至近三年（2022至2024年），总共有1,436只野猪被杀，涉及公帑开支估计超过4,740万港元。公帑得来不易，理应投放于源头治理、生态引导、高调执法等“治标又治本”的长远方案，而不是年复一年用巨款“事后扑杀”，将纳税人的钱变相用来为管理失效“埋单”，更可悲的是，问题依旧未解决，野猪更有越走越出的趋势。

五、生命教育：由小开始，种下尊重的种子

以上四个方向，都是针对现有问题的治理手段。但若只靠制度去“管”，而忽略人心的改变，问题只会周而复始。要真正达至长远的“共存有道”，我们需要由根本做起——教育，特别是由小朋友开始。

小朋友的世界观还是一张白纸，他们对动物的态度，往往是大人教出来的。如果我们从小教导他们：野猪不是“害虫”，而是与我们一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邻居；我们要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不要喂食、不要惊慌、更加不要伤害；尊重牠们都有生存的权利——这些价值观一旦扎根，将来他们长大，就不会随便乱抛垃圾引来野猪，不会因为好奇而喂饲，更不会支持“格杀勿论”的粗暴做法。

我们一直在“龟途”的生命教育里，加入城市化与野生动物共存的课题。我们教小朋友：当在山边或市区遇到野猪，应该保持冷静、慢慢后退，不要尖叫、不要奔跑、更加不要尝试触摸或喂饲。我们希望他们明白，人类的城市发展本来就是侵占了动物的家园，我们有责任学会如何与牠们相处，而不是等到冲突发生时，就用最粗暴的方式将牠们消灭。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投资，但效果最持久、最根本。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朋友心里种下一颗尊重生命的种子，十年后，他会成为一个懂得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成年人。这种改变，远比任何麻醉枪或捕杀行动来得有意义。

我们需要立即检讨现行“格杀勿论”的措施，因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极不精准亦不人道，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每一只走入市区的野猪，不是“害虫”，而是一面镜，反映我们城市管理的漏洞、人类行为的失当，以及对物种的歧视、生命的漠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无价的，无论是人，还是野猪。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议题。野猪是动物，应该想办法去包容和处理。在大海航行，机动船都要“让”帆船或划桨船。难道我们又要用“谁强大谁就横行”的逻辑，将牠们全面扑杀、拆家灭族？

由“格杀勿论”转向“共存有道”，需要的不是更多麻醉枪与处死毒药，而是更多智慧、同理心，以及愿意为自己制造的问题承担责任的勇气。公帑要善用，生命要尊重——这两样东西，才是一个成熟社会对待共存议题应有的态度。

作者陈仲邦是动物救援组织“龟途”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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