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林志鹏博士

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社会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多一句口号，而是一套能把口号变成成果的方法。在“十五五”期间加快转型升级、做强新质生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提升“三中心”高端功能，目标早已有了，关键要看能不能交付。而要把交付能力真正提高，还要在四个字上下功夫，那就是——行政主导。

社会上有人把“行政主导”错解为“政府管得更紧”，其实并未了解它的底蕴。“行政主导”在《基本法》设计中，本意是把“治理责任”集中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身上，确保在多元社会里依然有人能统筹、能决策、能推动、能交代。

它不是取消制衡，而是把制衡放在可运作的宪制秩序中：立法机关依法审议、监督施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行政则承担主要施政责任，并以“结果”接受社会检验。换句话说，“行政主导”不是“权力扩张”，而是“责任集中”；不是要压缩社会，而是要避免治理被无休止拉扯，让城市能高效率处理经济民生的实际问题。

香港今天最常见的治理卡点，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部门壁垒，二是配套节奏，三是利益藩篱。

“部门壁垒”是什么？问题明明是综合题，但处理方式却容易变成“分段作业”。房屋牵涉土地、规划、交通、社福；医疗牵涉医院网络、人才、基建、长者政策；创科牵涉科研、产业、金融、法规、场景；北部都会区更是土地、基建、产业承载、人口布局、跨境协同一体推进。这些议题如果靠单一政策局各自解题，必然“各有一套说法”，最后变成“没有一套交付”。“行政主导”的第一个价值，就是用行政长官作为第一责任人的统筹权，把问题从“各自为政”拉回“一盘棋”，让跨部门协同成为常态，而不是临时协调。

“配套节奏”为何重要？很多政策不是做不到，而是做得不齐、做得不同步。产业要落地，土地未到位；人才要引进，住房教育配套未跟上；基建要推进，审批流程与财务安排卡住；制度要改革，相关法例与执行指引滞后。节奏一旦错位，就会出现“政策看似很大，效果却很小”的情况。“行政主导”的第二个价值，就是把配套视为治理的一部分：把“时间表”与“责任链”拉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谁牵头、谁配合、何时交付，都清清楚楚，避免公共治理落入“喊得多、接得少”的陷阱。

“利益藩篱”何以难破？改革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协调。土地房屋牵涉既得利益与社会期望的平衡；规管改革牵涉行业习惯与公共利益的碰撞；基建项目牵涉选址、成本、环评与民生影响；创科政策牵涉资源配置与风险承担。没有足够的政治决断与统筹力量，改革就容易停在“不反对、但不前进”的状态。“行政主导”的第三个价值，就是把改革责任扛起来：敢于碰硬、敢于破局，并以制度化程序凝聚共识、降低摩擦，让社会看到政府不是“怕得罪人”而不作为，而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去作为。

知晓这三类治理卡点，就会明白“行政主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香港在复杂环境下，提升交付能力的唯一合理选择。那么，如何把“行政主导”真正转化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的方法论？至少要做实三个抓手：

其一是“定次序”。“十五五”期间香港要做的事很多，若事事都说重要，结果就是件件都难交付。“行政主导”要求政府有能力“选择性聚焦”：把最能带动全局、最能撬动增量、最能改善民生体感的几件大事先做成。北都、创科转化、三中心功能升级、公共服务提质、青年上流通道等，都需要清晰的排序与节奏。优先序一旦清楚，资源才会集中，社会才会跟得上，执行才不会散。

其二是“盯交付”。今天的市民其实不是反对改革，而是怕改革变成“永远在路上”。因此，政府需要用可检验的里程碑去管理进度：某个片区何时可交付、某项制度何时完成修订、某个园区何时形成产业集聚、某项民生服务何时扩容。里程碑不是为了做KPI（关键绩效指标），而是把不确定变成可预期，把信心建立在“看得见的进度”之上。

其三是“强配套”。交付能力的提升，最终要落在制度与流程的优化上：简政放权、流程再造、数据共享、跨部门协作机制常态化、公共采购更善用创新、规管既守底线又促发展。特别是涉及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领域，若规则跟不上，市场就不敢投；若流程太慢，机会就会流走。“行政主导”要做的，是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加快制度供给，让“政策允许”转化为“市场可做”。

说到这里，便必须谈行政与立法关系。“行政主导”要提升交付能力，离不开行政与立法良性互动的制度化路径。香港过去吃过内耗的苦，今天要把教训变成制度优势：立法会依法审议与监督，重在促进政府更好施政；政府尊重议会、善用议会，重在把政策讲清、把数据做实、把风险评估和财政安排交代到位。良性互动不是“少监督”，而是“更专业的监督”：把监督落在政策质量、资源效率、执行成效上，而不是落在无休止的政治对抗上。正如中央港澳办夏宝龙主任所言“支持政府不缺位，监督政府不越位”；把“问责”做在交付上，把“协作”做在制度上，才是“行政主导”在新阶段的完整形态。

最后要强调的是，“行政主导”越要强，问责就越要实。社会对“管制”或“主导”的疑虑，往往来自一个朴素期待：权力集中之后，是否责任也更清晰？是否做得不好就更能追究？因此，政府在“十五五”时期推进重大工程与改革时，更要把责任链条讲明白：谁牵头、谁负责、谁交付、谁解释；同时用公开透明的方式交代进度与成效，让市民有得看、有得评、有得督。“行政主导”不是“一言堂”，而是“一肩挑”——挑起治理重担，交出治理成绩，接受治理检验。

作者林志鹏博士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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