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赖泳恩律师

近日，澳门海关于横琴口岸入境车道，截获一辆藏有高达51公斤未经检疫熟食饭盒的私家车，揭示了一宗有违常理的走私奇怪现象。涉案男子为35岁男性澳门居民，承认企图将未经检疫的熟食饭盒藏于车内，从内地经横琴口岸偷运入境。网络舆论多视之为荒诞笑谈，但然若深究这近百个廉价饭盒背后的社会经滑脉络，便会发现其本质，实乃澳门基层市民在物价狂飙与资本垄断的夹缝中，为求生存而作出的无奈妥协。

从走私饭盒看见基层困境

探讨相关现象，首先必须要厘清的是，这批“走私饭盒”的受众是谁。在港人固有印象中，澳门素来是“年年派钱”的富裕之城。作为人均生产总值名列全球前茅的博彩都会，澳门金碧辉煌的璀璨表象，往往掩饰了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近年热钱涌入，叠加疫后旅游业报复式反弹，物价与租金屡创新高。然而，亮丽的宏观经济数据，并未滴漏至基层劳工的薪酬单上。在结构性通胀的蚕食下，基层市民的实质购买力正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在动辄数十元甚至上百元一顿便饭的澳门市区，这批来自珠海、未经严格保温与检疫的廉价饭盒，便精准地填补了底层劳工，如建筑工人、清洁工、低阶服务业从业员的需求缺口。他们并非不知晓当中的食物安全风险，但在“生活成本极大化”与“工资增长停滞”的残酷现实前，选择廉价走私食品，已成为这群基层市民在经济夹缝中，为维持基本生存而作出的理性却无奈的妥协。

走私“降级”背后的现实

“走私饭盒”的涌现，实乃地下经济在两地物价悬殊下的必然演化。据报，于内地购买此类“两𩠌饭”成本不足20元人民币，偷运至澳门后却能以翻倍价格图利。这种建基于地域物价落差的“跨区套利”行为，驱使水客甘冒法网铤而走险。

回顾过去十数载，澳门水客多以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或免税烟酒为目标。如今，走私客竟“降级”至利润微薄、体积庞大且极易变坏的廉价熟食。此等演变不仅折射出走私客群体自身的生存困境，更印证了在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地下经济必然会无孔不入地渗透至民生需求的最底层，衍生出一条畸形却极具韧性的灰色产业链。

谁在偷走发展红利？

对于相关现象，香港社会绝不应抱持隔岸观火心态。港澳双城社会经济发展轨迹高度同质，皆深陷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及生活成本高企的沉疴。近年本港街头巷尾乃至核心商业区涌现的“两𩠌饭”热潮，与澳门的“走私饭盒”实乃异曲同工，两者皆为社会阶层向下流动、中产与基层“消费降级”的具体表征。

港澳特区政府与商界往往冀望借由大兴土木、举办盛事或复苏单一龙头产业，以拉动整体经济。然而现实却是，经济红利每每被顶层财阀、地产商与跨国资本迅速截流垄断；普罗大众非但未能分一杯羹，反需承受租金与物价攀升所转嫁的沉重代价。“财富向上集中，贫穷向下沉淀”，俨然成为双城难以回避的结构性死结。

被高昂租金抽干的内需

进一步剖析，“走私饭盒”与“两𩠌饭”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空间霸权”对实体经济的剥削。在港澳两地，高昂的商舖租金迫使传统食肆必须将成本转嫁予消费者，或是透过压缩食材质量与员工薪酬来维持利润。当本地餐饮价格远超基层负担能力，加上交通基建日益便利，便促成了“北上消费”的不可逆热潮。

本地内需市场因此被严重抽干，中小微企面临结业潮，进而导致基层劳工面临失业或开工不足的风险。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租金高企导致物价上升➔市民购买力下降并转向廉价替代品（或北上消费）➔本地商户倒闭➔基层收入进一步减少➔对廉价走私饭盒的需求更为殷切。若不打破地产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垄断，任何刺激内需的短期政策皆如泥牛入海。

政府应重建社会公平

面对这场由51公斤饭盒引发的问题，执法部门固然需要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以维护公共卫生与边境秩序，但这终究只是治标之策。若两地政府依然沉迷于宏观经济数据的表面繁荣，迷信派发消费券等短期纾困措施，而忽视资源分配不均、产业结构单一的深层次矛盾，类似的底层求生怪象只会以不同形式不断重演。

51公斤的走私饭盒，承载的是基层市民沉甸甸的生存重担，亦是对施政者的一记当头棒喝。港澳特区政府极需展现政治魄力，从根本上检讨土地房屋、劳工保障及产业多元化政策，透过财次分配机制重建社会公平。毕竟，一个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会，其成功的指标不应仅限于摩天大楼的高度与赌桌上的流水帐，更在于能否确保最基层的市民，无需仰赖走私饭盒亦能享有免于匮乏的温饱。

作者赖泳恩是一名香港执业律师，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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