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王妮娜博士

香港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全球面临的人工智能（AI）治理挑战，为“东方之珠”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会。2026年以来，新一届立法会连续就AI技术和AI代理治理提出质询，标志着香港正加快从前期的政策引导转向深度的制度研议。面对AI技术海啸，香港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刚性的制度模板；如何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将成为其参与国际AI治理秩序的支点。香港有望在国际规则、区域实践与中国内地治理之间，发挥“规则转译—机制试验—经验回流”的桥梁与中介作用。

公共信息生态重塑
香港尚缺专门法例

香港拥有信息自由流通市场。全球竞相追逐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I）与智能体（AI Agent）技术红利时，香港应高度重视公共信息生态重塑给传媒带来的新挑战。从SEO优化、语言翻译，到自主建设的AI综合服务平台，智能媒体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香港传媒信息生产效率。与此同时，AI幻觉、数据抓取合规性、以及算法暗箱等深层治理挑战日益受到各界重视。

目前，香港尚无专门的AI综合立法，整体处于“现行法例适用、专门指引补充、未来立法研究推进”的过渡阶段。虽然数字政策办公室的《指引》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模范框架》等仍以软法和倡议性规范为主，但香港媒体行业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自律。

传媒依靠人工把关
面临两大核心挑战

笔者对《香港01》、《信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等本地传媒机构的调研发现，尽管各机构对AI的嵌入程度不同，但普遍达成“以人为本，科技赋能，责任到人”的共识。AI被严格定位为“辅助工具”，最终发布必须经过人工审核与编辑把关。这种“人机协作、人工兜底”的真实性把关原则，在专门立法尚未建立前，就已经内嵌为行业的共同防线。

然而，单靠行业自律无法解决系统性的生态异化。香港媒体目前正面临两大核心制度诉求。一是传媒知识产权的合法保障，海量高质的中文语料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大模型商业化抓取，传统版权规则在AI训练数据使用、输出替代和流量分流面前捉襟见肘。二是跨国平台的算法黑箱，平台推荐逻辑不透明、AI摘要错误归因以及纠错渠道反应缓慢，直接侵蚀了媒体的公信力与分发秩序。

这表明，香港媒体并不支持用全面刚性的立法包揽所有问题，而是倾向于一种“底线立法+行业自律”的混合路径。这不仅契合香港长期形成的普通法传统和行业自治文化，更为政策制定者指明了方向。放眼全球，智能媒体AI治理普遍存在专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欧盟、英国、新加坡和美国的实践，恰好为香港AI政策制定提供了四面镜子。

全球四种模式启示
可探索复合型制度

欧盟模式强调制度协同，智能媒体治理绝非单一律法可规范，必须在AI治理、平台责任、媒体保护和版权规则之间形成跨制度接口的连动。英国突出行业自律，证实了在统一立法未成熟前，通过媒体内部守则将编辑责任嵌入采编流程，能有效发挥弹性补充功能。美国则缺乏统一规则导致媒体权益过度依赖高成本的版权诉讼，中小媒体处于绝对劣势，提示我们必须通过明确规则前置来降低制度不确定性。新加坡模式着力技术工具支撑，强调原则性规范必须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能力，如数字水印、内容溯源、深度伪造识别等技术工具的标准化应用。

基于本地媒体的发展现实与全球治理经验，香港特区政府及相关政策制定者在构建未来的AI治理蓝图时，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向发力，推动形成“专项规则先行、综合立法统筹、行业规范补充、技术工具支撑”的复合型制度结构。

明确规则前置，建立AI训练数据与媒体版权的补偿机制。政策制定者应尽快界定“合理使用”与“商业性AI训练”的法律边界。建议出台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源的透明披露标准，赋予媒体明确的授权、退出或收益分配机制，在鼓励本地技术创新的同时，保障原创媒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制定细化规则指引
强化平台治理责任

分层分类，细化AI内容标识与披露规则。 在现有的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基础上，针对媒体场景制定更细致的指引。将“完全由AI生成”与“AI辅助翻译/检索/剪辑”在标识强度上进行区分；在突发事件、公共安全等高敏感传播领域适用更严格的披露规则，以分层机制维护公众知情权，同时不增加企业不必要的合规负担。

强化平台侧治理责任，引入算法透明与救济机制。大型跨国平台与AI搜索系统必须承担起与传播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政策应推动平台在新闻来源标示、算法推荐逻辑、摘要纠错和投诉救济等方面建立透明、快速的响应机制，提高本地媒体对平台分发规则的可知性与可申诉性。

资助技术工具开发，推动行业组织化协同。治理不能停留在纸面。特区政府可加大对数字水印、深度伪造（Deepfake）识别、模型安全评估等治理工具的研发资助与标准化推广。同时，应积极搭建或资助行业联盟，鼓励主流媒体共享技术工具、共同制定行业伦理准则并开展常态化的AI素养培训，让国家监管、平台责任与媒体自我治理形成闭环。

香港作为连接国际与内地的桥梁，在智能媒体AI治理上的过渡性探索与示范性价值，远比规则强度的本身更为重要。在多重制度交汇处，香港若能率先建立起一套既包容创新又能死守底线的治理机制，不仅能为自身数智化转型保驾护航，更能将这种“东方之珠”的融合经验回流并辐射至全球AI治理的讨论之中，在应对技术带来的传播难题时，持续贡献独特的智慧。

作者王妮娜是传播学博士，在两地拥有多年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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