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辛广仁

“Danny事件”近日闹得满城风雨。事件本身固然涉及儿童照顾问题，但同样值得社会讨论的，是背后所牵涉的“身份”与“福利”问题。涉事人士长年旅居欧洲，期间与香港几无实际经济或社会联系，回港后仍可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继续居于公屋单位，享用本已供不应求的房屋资源。这究竟是个别例子，还是制度纵容？

这正正反映出香港居民身份与福利制度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被正视的现象——“离港多年，回流即享”。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现时不少已移民海外多年的港人，在当地长期生活甚至加入当地国籍后，却仍可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旦有需要，随时回港使用各类公共服务，当中公立医院最受他们欢迎。

须知道，香港公营医疗属高度补贴体系，本地居民收费远低于实际成本，全赖纳税人长期承担。然而，一些长期不在港生活、亦没有持续纳税的人士，回港后却可以使用同一套低收费制度，接受专科诊症、住院甚至手术服务。试问，对一直留港打拼、缴税供养制度的市民而言，这样的安排是否公平？

公共房屋问题同样刺眼。轮候册上大批基层家庭苦等多年，部分㓥房户生活艰难；另一边厢，却有人长年离港仍保留单位，甚至回流即住。资源错配如此明显，社会怎会没有怨气？

问题核心，在于制度对“权利”与“责任”完全失衡。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经取得，几乎没有持续审视机制，即使离港多年，亦毋须付出任何代价维持资格。换言之，只要“身份在手”，便可“福利任攞”。

这种情况并非国际惯例。以新加坡为例，其制度明显更重视“贡献与居住”原则。当地永久居民（PR）并非真正“永久”，离境人士必须持有再入境许可，而当局在续期时，会考虑申请人是否在当地居住、工作及纳税。若长期离境、缺乏经济联系，其PR资格随时不获延续。不仅如此，在公共房屋、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上，新加坡亦有清晰分级制度，“公民”与“永久居民”待遇有别，更遑论那些长期不在境内的人士。

新加坡制度简单明了：有贡献，才有优先；有连结，才有保障。反观香港，制度近乎“一刀切包底”。不论曾否持续参与本地社会与经济，一旦拥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福利基本全面开放。结果是资源被摊薄，亦令真正有需要、有贡献的人感到不公。

《基本法》保障居留权，不能随意动摇。但问题从来不在于“居留权”，而在于是否应让“福利”与“责任”完全脱钩。在资源有限、人口流动加剧之下，若继续容许这种“人不在，福利在”的安排，只会令医疗压力更重、公屋轮候更长，社会撕裂更深。

政府不能再视而不见。至少，应检讨公屋及公营医疗的使用资格，引入更清晰的“实际居住”或“本地联系”标准，例如居港日数、税务纪录等，以确保资源不被滥用。长远而言，更有必要重新审视整体居民制度，厘清不同身份下的权利与责任。否则，“离港多年仍可攞尽福利”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

“Danny事件”所揭发的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改革居民身份制度，并非为了惩罚移居海外的港人，而是为了捍卫社会公平，确保珍贵的公共资源不被滥用。香港不能永远只扮演一个提供免费安全网的“酒店”，只有当权利与义务重新对齐，香港的管治才能走向真正的良性发展，这亦是对每一位留港建设、默默缴税的市民，最基本的交代。

作者笔名辛广仁，一名香港土生土长“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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