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纪纬纹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不论是政府或各类持份者，均将国际竞争力排名视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参考指标之一。在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之际，可以合理预期，提升经济与社会的竞争力将是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竞争力作为过去20多年流行于全球的概念，实实在在影响着国家、城市、学校的发展路径与着力点。然而，我们也得清醒自问：排名背后由怎样的游戏规则主导？意义何在？路径选对了吗？甚至是游戏该这样玩吗？本文借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之时机，从提升香港竞争力的角度切入，分析城市发展和教育应有的竞争原则，并探讨如何体现于规划文本之内。

排名上升，然后呢？

六月，香港在两份国际排名同时传来捷报。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至全球第二。QS世界大学排名方面，香港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四所大学跻身前50名，被评为“全球顶尖学府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面对排名上升，社会和政府的反应多年来并无太大变化，基本上都是“欣喜、肯定、归因、展望”四步曲。就城市竞争力排名，特区政府最常见的回应是：排名反映香港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及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教育领域则归功于深化教育改革、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翻阅相关评论，几乎清一色聚焦于如何善用佳绩进一步推广产业与高等教育发展。

这种反应本身无可厚非。排名上升，说明过去在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投入见效，说明在某些被国际认可的维度上我们确实做得不错。排名下降时，虽有失望，但亦积极查找不足。这些排名作为参考指标，有助于审视我们与世界领先者的差距，也是一种推动进步的外部力量。

然而，走在这个“欣然接受、持续改进”的循环中，我们有否迷失？笔者最初的经验和许多人一样——看到排名上升便高兴，下降便担忧，却很少仔细查看有哪些指标，很少质问为什么是这些指标而不是那些指标，更少追问这套指标与香港乃至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谁定的游戏规则？

不妨审视指标的细节。IMD的竞争力排名推崇“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其“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的衡量维度，内核是特定的经济意识形态。中国强调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国有经济主导的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稳定性，在这套指标体系中往往会被解读为“政府干预”或“市场不自由”。

QS大学排名的“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占比高达45%，本质更似“声望调查”而非“质量评估”；“教员引文次数”是“论文发表导向”的强力推手；“国际化”指标则隐含人才“单向吸纳”的逻辑。用这套标准衡量，本地的应科大或教学型大学注定吃亏，其真正贡献较难体现。

这些排名的逻辑，无不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底色，将城市视为资本积累与企业逐利的载体，竞争力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吸引投资、推高GDP的能力；大学则沦为争夺知名教授与科研经费的竞技场，以论文产出与声誉左右排名、引导大学发展方向。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城市的理解讲究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对教育的期许则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社会主义理念更明确提出城市因人民而建，大学因育人而存。这些宝贵观念无从体现于现有主流指标；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数字再好看，又是否具真正意义？

此外，排名机构既是裁判员，又是受益者。它们通过排名定义“卓越”，吸引全球精英向其定义的“顶级”机构或经济体集中，再以此巩固自身标准的权威性，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当下中华民族走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有能力、有话语权，应该对这些标准作出质问；这不是为了否定排名，而是为了不被排名所否定，甚或导致自我否定。

如何正确看待“竞争力”？

这就带出两个具现实意义的命题：我们应以甚么原则如何看待“竞争力”？这些原则如何落到实处？

笔者并非主张弃竞争力排名如敝屣。我们应重视这些排名，了解自己相对位置和不足，参考成功者的经验。但必须按自身原则和条件作出转化与应用。更关键的是不能迷信，不能以为这些榜单是唯一权威，从而陷入路径依赖。城市发展的目的，归根究柢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大学教育的初心，是育人成才、探索真理、服务社会。我们应当弘扬和用好这些原则来评估发展，而非将排名的逻辑内化为发展目标。

同时有两个现实条件必须充分考虑。一是因应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香港独特的条件，保证国家安全是实现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前提原则。二是在“一国难制”框架下，香港的经济发展毕竟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在这套既有发展范式与上述城市发展与教育原则之间，香港须以其智慧和灵活取得平衡，并在五年规划上确立清晰座标。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保障作用

基于上述原则与现实条件，我们可以梳理城市发展与教育两个范畴的专属原则与战略方向，明确纳入五年规划的原则框架，从而在长远形成有益于香港发展的竞争力。

就城市竞争力而言，科学且健全的评价体系难以在此全面铺开陈述。单就经济活动而言，五年规划应确立的原则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既非放任自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亦非否定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思维，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引导与保障作用。战略方向应聚焦于三方面：其一，营造稳定、可预期、具韧性的制度环境，使市场主体敢于长期投资、植根本港；其二，强化产业政策的精准性与协同性，聚焦金融、创科、专业服务等优势领域作重点引导；其三，将国家安全纳入竞争力的内在组成部分，确保对外经济活动不削弱整体安全——这是保障长期竞争力持续的必要条件。

就教育范畴而言，五年规划应确立的原则是“立德树人”与“服务发展”的双重统一。这既呼应中国传统文化对育人的期许，体现社会主义理念下大学因育人而存的使命，同时亦须反映香港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既要塑造有德性、有担当的人，也要为经济转型与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战略方向应聚焦于四方面：其一，将德育置于人才培养的核心位置，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及正确价值观；其二，将人才培养的质量、毕业生对香港和国家发展的实际贡献、产学研成果转化的社会效益等纳入评估视野，而非单纯追求论文数量与排名数字；其三，营造有利于教研互动的生态环境，让优质的教学与研究在良好的土壤中自然涌现；其四，在借鉴QS等国际排名合理成分的同时，逐步建立能够反映立德树人与服务发展双重目标的本地化评估框架，在既有范式与中国理念之间务实地取得平衡，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竞争力提升不在排名攀升

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具备足够实力与高度国际认可的香港，无须刻意向世界证明自己在各类竞争力排名榜上“追上”了谁，而须向人民与国家负责，实现何谓“好的城市”与“好的教育”。因此，在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厘清：竞争力的提升，究竟是为了服务资本的积累与排名的攀升，还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让市民生活更美好、让年轻一代在教育中成就更完整的自我？答案显而易见。

立足自身，返本开新，以初心为尺，以自身为路，自有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与吸引力。这份规划的真正成功，不在于它令香港在国际榜单上升了多少位，而在于能否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引出一条既服务国家大局、又坚守人民福祉的从容之路。

作者纪纬纹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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