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美雄、李沛东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特区政府亦已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蓝图已绘，惟现实数字令人不得不正视。虽然本港高校QS排名持续攀升，但目前教育服务业对GDP贡献仅约1.3%，“制造及新型工业”比重亦只有2.6%，远低于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约43%的比重，可见学术实力与产业贡献之间存在落差。如何借助五年规划的顶层设计，破解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堵点，是香港迈向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关键命题。

高校各自为政致转化困难

从制度层面看，香港高校要协同服务国家战略，动机上仍受制于资助体系的结构性约束。现行以研资局（RGC）为核心的竞争性拨款机制，按照国际做法采用学者评审，过度依赖论文索引等量化指标。这种设计确实推高了国际学术排名，但同时也加剧了院校之间争夺RGC拨款的现象，变相成为零和博弈，缺乏以整体战略为指导的协作动机。各大院校只顾自身论文产出，无暇亦无意主动对接特区或国家的相关部署。

从0到1的基础研究，绝对是香港高校的核心优势。问题在于，学术指标主导的资助评价模式，难以及时回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成果难落地的产研转化困局。

笔者作为大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一直收到不少企业与学界人士反映：部分高校科研项目产出的专利，在学术评价中表现优异，但却难以找到市场购买承接方。一方面源于研发过程本身，科研成本高导致专利定价贵，且研究早期缺乏企业参与，最终导致技术路径与市场需求脱节；另一方面，本港市场试错成本高，行业壁垒化严重，新成果应用空间受限，构成创新成果走向从1到100的工业化应用的结构堵点。

五年规划应摆脱论文导向

要拆解上述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善用五年规划的顶层制度设计，重塑香港高校科研的竞赛逻辑——由论文导向转为问题导向。

具体而言，可以探索“产业出题、高校竞标”的资助项目管理模式。由产业界围绕关键技术瓶颈和市场痛点提出明确需求，高校团队竞争承接攻关任务。这套思路在内地已有成熟实践，例如“揭榜挂帅”机制，即政府搭建平台，将企业或产业的关键难题以“榜单”形式公开列出，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开放竞争，谁有能力谁揭榜。这样做，正正能打破市场需求端与研发供给端之间的信息落差。

北都大学城应是制度试验田

从宏观规划层面看，北都大学城具备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大学城不应停留于地理空间概念，更应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从功能布局看，北都大学城三大片区功能规划全面互补：洪水桥片区侧重应用研究与人才培养，牛潭尾片区聚焦先进制造，新界北片区承载综合性校园与基础科研。三者结合，完全有潜力完整承接“科研—中试—产业化”的整条创新转化链条。

然而，硬件配套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改革大学城治理模式，根治高校各自为政竞争资助的痼疾。政府应牵头设立跨校委员会，统筹科研资源配置、平台共建和重大项目决策，推动不同高校按自身优势领域分工协作。否则，再多实验室也只是各自为政的延续，换汤不换药。

“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指明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方向，但规划的价值不在于写得漂亮，而在于能否打破制度上的束缚。以五年规划为契机，重塑科研生态、推动产研深度融合，香港才有机会将蓝图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力。硬件只是第一步，制度创新才是北都大学城的真正考验，也是香港创科的真正希望。

作者张美雄是西贡区议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 ；作者李沛东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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