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最先承受气候变化代价的，往往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的人，而是每天在户外工作、与酷热正面交锋的工友。

从气候议题转化为制度性劳工职安

香港谈气候，过去往往离不开减碳、绿色转型、城市韧性这些宏大叙事；但真正最先承受气候变化代价的，往往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的人，而是每天在户外工作、与酷热正面交锋的工友。今年七月，笔者有份参与的“青年气候倡议培训计划 2026” 倡议工作小组发布有关保障户外劳工在酷热天气下的工作环境研究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个看似属于天气、其实属于制度的问题，清楚摆到前台：高温不是单纯的气象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工安全议题，是香港能否跟上气候现实的一次考验。

对很多人来说，夏天热一点只是辛苦；但对户外工人而言，高温代表的是体力流失、判断力下降、疲劳加剧、脱水风险上升，严重时更可能引发中暑、晕厥，甚至更严重的健康事故。这些不是抽象推论，而是每天在地盘、街道、物流场、清洁现场、后勤工序中真实发生的风险。

当香港的夏季愈来愈长，极端高温愈来愈频密，若工作安排仍然沿用旧思维，只靠雇主自律、现场临场协调、工人自行忍耐，那其实是把气候成本，直接转嫁到最弱势的一群身上。我们不能将热压力当作一般“天气太热”的抱怨，而应把它重新定义为一个需要制度回应的公共政策问题。现行保护安排仍然过度依赖弹性、口头提醒、个别机构的自发行动，缺乏一套清晰、可执行、可监管的机制。换言之，保护的水平并不稳定，往往视乎不同雇主、不同工程、不同现场而定。对前线工人来说，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告别口头提醒与雇主自律的虚幻保障

香港最常见的政策毛病，就是把“知道问题存在”误当成“已经处理问题”。大家都知道天气热，政府部门也会在暑热天气下发出提醒，雇主和承办商也都说会“因应情况作调整”。但上述报告提醒我们，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提醒，而在于制度有没有要求在危险发生前先行介入。若一个保护机制只能在工人身体已经出现不适、甚至已经出事后才启动，那它从来不是预防，只是补救；而对高温风险而言，补救的成本通常都太高。

上述报告的另一个关键是没有停留在本地观察，而是透过比较视角，展示香港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制度落差。外地一些高温地区，早已把热风险管理纳入工作制度，当温度、湿度或热指数达到某个水平，保护措施便要启动。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加强补水、强制休息、增加遮荫、调整工序、压缩曝晒时间，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减少户外作业。相比之下，香港仍然较多停留在“有需要时会提醒”的层次。这种差距说明一件事：香港不是没有方法，而是尚未把热压力视为真正需要治理的劳工风险。

热压力是城市运作的核心问题

要明白这一点，必须先承认：热压力不是边缘问题，而是城市运作的核心问题。香港是一个高度依赖户外劳动的城市。街道需要清洁，建筑需要兴建和维修，货物需要搬运，公共空间需要管理，交通和后勤需要人手支撑。这些工作看似平常，实际上却是整个城市维持正常运作的基础。当这些工人每天在高温下工作，却没有足够制度保障，所影响的不只是个别劳工，而是整体城市的安全、效率与持续运作能力。换句话说，热压力保护不是“额外福利”，而是城市治理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热风险从来都不是平均分布在所有人身上。它最先、最重地落在户外工人、体力劳动者、长工时工作者，以及那些议价能力最弱的人身上。这就令问题多了一层公平性：越基层的人，越要承担更重的气候压力。当社会一方面高谈气候政策、可持续发展、低碳转型，一方面却默许前线工友在酷热中硬撑，这种所谓“进步”，其实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气候公义”，不只是看减碳数字，也不是只看能源结构，而是看制度有没有照顾最前线的人。

劳工保障不能沿用上一代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热压力议题其实远远超出职安范畴。它迫使我们正视一个更尖锐的事实：如果气候变化已经改变工作条件，那么劳工保障制度就不能再沿用上一代的标准。

香港目前许多工作安排，仍然假设夏天的酷热只是短暂、例外、可忍受的。但现实是，极端高温正在变成常态。当例外变成常态，制度若仍然不变，受伤害的就一定是劳工。这正是研究最想揭示的结构性问题。报告提出的方向非常清楚：香港需要一套更明确、更可执行、可监管的热压力管理框架——当高温、湿度及工作强度达到某些水平，雇主就应该知道要做什么，而不是等工人自己开口。这套框架可以包括固定补水、适当休息、遮荫安排、调整工序、加强现场监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缩短户外作业时间。这些建议并不激进，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职安常识。问题只在于香港有没有决心把这些常识变成制度。

制度的力量，在于它不是靠个别人“做得好唔好”，而是靠清晰责任和稳定标准去保障所有人。只要制度仍然模糊，保护水平就会跟着雇主良心走；只要责任不清，出事时就容易互相推搪；只要缺乏明确门槛，前线工人就永远要靠自己判断“顶唔顶得住”。这种设计，对大企业可能还勉强应付，但对基层工友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因为他们最常面对的，不是理想的工作条件，而是时间压力、工期压力、收入压力，以及“唔做就冇工开”的现实。

也正因如此，上述报告的意义不只在于提出政策建议，更在于它把问题从“天气太热”提升到“政策是否失灵”。香港如果真心谈韧性，就不能只谈海绵城市、绿色建筑、低碳转型、智慧管理，还要谈工地、街头、后勤、清洁、运输这些最接近热源的工作现场。城市能不能撑得住，不是看宣传片有多漂亮，也不是看口号有多进步，而是看前线工人能不能安全完成工作。若最辛苦、最危险、最不可替代的人得不到合理保障，那么所谓韧性，其实只是空话。

不能再把热压力视为夏天常态

同时，这亦提醒我们，倡议的力量在于把零散经验整理成制度语言。工友口中的“太热”、现场主管口中的“顶唔顺”、NGO在现场观察到的“工作节奏失衡”，这些看似分散的声音，只有在被整理、被量化、被政策化之后，才可能真正推动改革。否则，夏天每年都会重演同样的叙述：很热、很辛苦、要小心，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种循环，正是香港政策最常见、也最令人疲惫的地方。而在更大的政治语境下，这份研究报告也触及一个香港近年经常提到、但未必真正做到的概念——公共治理是否能够回应新风险。气候变化不是将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它不只改变海平面、降雨模式和城市热岛效应，也正在改变劳动条件、风险分布与社会不平等的形态。如果香港继续把热压力视为夏天例行现象，而不是需要立法、执法和管理的劳工风险，那么城市每年都会在最热的时候，让最弱势的人承担最冷酷的代价。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它关于高温的观察，而是它对制度的一次追问——当气候越来越极端，香港的劳工保护有没有跟上？当户外工作环境已经变得更危险，雇主和监管部门是否仍然只靠传统做法应对？当最前线的工友一天比一天更辛苦，制度是否仍然把责任留在个人身上？

答案其实已经相当明显。香港要面对的，不只是更热的天气，而是制度是否有能力跟上气候现实。这份研究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下一步要看的，是政府和雇主会否愿意把热压力真正当作劳工风险去处理，而不是继续让前线工友在高温下，替整个城市承担后果。

暑热警告无法反应实际情况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公布一项有关清洁工工作状况的调查，揭示前线工友在酷热天气下的工作环境仍然严峻。调查显示，7%受访清洁工曾出现中暑情况，约四成工友只能在户外休息，另有四成承办商未有提供饮用水及毛巾等最基本的防暑设备。现行外判制度下要求工友穿着统一工作服及装备，有工友形容防护衣连同制服“焗到汗水流至鞋袜全湿”，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极为吃力。

调查于今年5月至7月进行，共收集546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82%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78%曾因搬运重物受伤；41%只能在户外休息，当中更有一成表示几乎没有合适时间或空间休息。此外，仅26%表示可于较通风的地方休息，反映整体休息条件不足。即使部分工友获安排休息室，其环境亦未如理想。有受访者指出，休息室多由杂物房改建，出现墙身发霉、天花剥落等问题，夏季室内甚至比户外更炎热，迫使工友改于室外或簷篷下用膳。另有32%工友表示，工作期间并未获通知正悬挂暑热警告，影响其对风险的判断及应对。在制度层面，现时外判清洁工须遵守严格的装备规范，如被发现自行增添装备，主管甚至需提交报告，限制工友灵活应对高温环境。有工友反映，即使获口头允许自行安排休息，但因需“打卡”记录工作进度，实际上难以落实休息安排。针对暑热工作安排，约三成受访工友期望可于最炎热时段弹性休息，另有约四分之一希望在酷热时段暂时调离高温或户外岗位。

团体亦指出，目前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暑热警告机制以来，已发出近200次警告，但全部均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未能有效反映实际风险，促请政府检讨红色及黑色警告的发布标准，并厘清休息时间安排，避免雇主以提供设备取代必要休息。此外，工友的职业安全问题亦不容忽视，包括手推车缺乏制动装置导致劳损甚至意外，以及垃圾车运作模式压缩休息时间等。团体建议政府加强巡查及执法力度，并考虑将年龄因素纳入休息安排，以保障年长工友。

导入科技防暑与深化监管

在改善措施方面，有建议提出资助雇主引入湿球黑球温度（WBGT）监测设备及个人穿戴式监测工具，以提供即时数据作风险评估，同时将冰袖及轻便风扇纳入标准防暑装备，由承办商统一提供，降低中暑风险。另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现有监测站数量仍不足，难以全面反映各区实际情况，需进一步完善相关基建及资讯透明度。整体而言，调查反映清洁工在酷热环境下的工作条件与保障措施仍存在明显落差，政策执行与监管机制亦有待加强。

我希望能继续参与不同形式的低碳想创坊（CarbonCare InnoLab）青年气候倡议活动，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户外劳工高温保障的关注，推动更具体及具约束力的政策改进。同时，我亦期望能将相关倡议延伸至更广泛的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议题，并与其他小组或社区伙伴合作，探讨不同层面的社区议题。其中，我特别关注城市公共空间、气候变化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这些议题不仅与社工专业密切相关，亦反映出气候影响已逐渐渗透至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我希望未来能在这些范畴中提出更具实证基础与实务连结的观察与倡议。同时，我亦期望自己不再只停留于个人兴趣层面的气候观察（例如单纯关注天气或风暴），而是能进一步结合社区工作与政策倡议的视角，从气候公义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推动更具包容性与公平性的社会转型。最后，我希望公众亦可以一齐关注和支持完善高温工作保障政策 。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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