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萧美娟博士

近日一宗男教师涉嫌在五年间多次非礼案发时介乎14至19岁的女学生，并要求对方手淫口交的案件，再度揭示“受信任地位”的成年人如何利用权力不对等进行性剥削。据报道，事主约14岁起与涉案教师建立密切关系，她因感激与信任对方，又担心事件曝光会影响对方前途，一直不敢求助。然而，这宗案件绝非冰山一角，这促使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根本问题──倘若“恋爱”关系是建基于教师权威与年幼学生的情感依赖，即使受害人未有明确反抗，是否就等同“性同意”，可免除涉事人的刑事责任？

“权力不对等”让受害人表面顺从

事实上，教师的身份本已较容易取得学校和家长的信任，亦可凭职务之便接近学生、了解其弱点及影响其校园生活。以本案为例，被告以班主任身分开解事主，协助处理其家庭纠纷，建立可被信任的成年人形象，并在获取信任后逐步越界，私下透过社交平台与事主保持联络，甚至长期以兄妹、恋人等角色混淆事主的认知，同时利用地图软件功能掌握其行踪，并藉学校作为隐蔽的侵犯空间，数年间进行反复侵犯。

值得留意的是，“性诱识”未必始于暴力或威吓，而是可以透过关怀、特殊待遇、私人联络及逐步越界的行为，一步一步让青少年将性要求误解为爱情、信任或报答。受害人的表面顺从或持续来往，很多时候可能是权力不对等下的结果。

“受信任地位”人士更加不应越界

因此，教师作为“受信任地位”人士，须肩负更高的专业伦理及照顾责任。师生间的权力差距，使双方从一开始就并非处于对等关系，即使学生产生依恋或主动亲近，维持适当界线、避免关系越界的责任，理应由成年人承担。有鉴于此，早前的性罪行法律改革公众咨询当中，政府建议将“滥用受信任或权威地位或依赖关系而令受害人屈从”列为不能合理构成性同意的情况，是值得被肯定的方向；换言之，受害人毋须以大叫、反抗或立即求助等方式，来证明性行为并非自愿。

然而，若必须证明受害人因权威而“屈从”才可视为不同意的话，对已达法定性同意年龄的16至17岁青少年而言，恐怕会留下检控漏洞。若青少年自幼便遭长期诱识，即使事主其后达到法定性同意年龄，过往建立的信任和依赖亦不会一夜消失。根据现行修例建议，若控方需就每次性行为证明受害人权威而“屈从”，而被告又以情侣关系、无明确拒绝等理由抗辩，势将大大增加检控难度。

不应只问青少年为何没有说“不”

真正的问题是，身处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青少年，是否有足够的发展能力、资讯、支援及安全空间，去面对一名掌握权威和照顾角色的成年人，作出自由而不受操控的选择？这种所谓的恋爱关系可能是成年人透过其“受信任地位”，进行长期性诱识及情感操控的结果，最后却将责任倒置在青少年身上，而非由本应为自身行为及职业前途负责的成年人承担后果。

参考中国内地、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的立法经验，早已设有针对特定受信任地位的专门罪行，香港不妨藉性罪行改革之际，规管处于教育、照顾、辅导、训练或监督地位的成年人，不得利用任何关系与18岁以下儿童进行性行为。

为使保护儿童的机制更为完善，法律不应再只问青少年为何没有说“不”，而是追责掌握权力的成年人，为何跨越不应跨越的界线。

作者萧美娟博士是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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