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洪锦铉议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正式出炉。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政策文件，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以中长期战略视野系统规划自身发展，标志着特区管治思维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谋划，在“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蓝图的编制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广泛社会动员：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2026年6月15日至8月14日）期间，特区政府共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其中约30场由行政长官亲自主持，最终收到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建议逾16,000份。如此踊跃的公众参与，既反映社会对香港未来走向的高度关切，也为这份规划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国家规划港专章演变

回望历史脉络，国家规划与香港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十五”、“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提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但港澳内容尚未独立成章。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港澳部分单独成章，题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国际资产管理。这是中央首次以国家规划专章形式，系统定位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角色，被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页。

此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延续港澳专章体制，香港的功能定位不断丰富。及至2026年3月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不仅再次保留，更实现了两个关键升级：一是将香港的角色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升华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味着香港从国家战略的受益者、参与者，迈向更为主动的服务者、贡献者；二是将香港的功能定位从“十四五”的“八大中心”扩展为“十大中心、两大枢纽、一个生态圈”，并将北部都会区建设纳入国家规划，赋予香港前所未有的战略任务。

香港补齐中长战略蓝图

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香港制定本地五年规划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内在要求。国家定方向，香港就要细化路径、落实项目、调配资源。过去，香港城市发展较多依赖市场自发调节与单项政策推进，缺乏跨年度、跨部门的系统性统筹。面对土地房屋、产业转型、青年发展等深层次问题，零散的短期政策已显得捉襟见肘。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正是要补上这块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空白，把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庞大机遇，转化为香港本地可操作的行动纲领。而逾16,000份来自民间的意见书，涵盖北部都会区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创科产业、民生社会、区域合作、文体旅绿色发展六大咨询范畴，恰恰说明社会各界已形成共识：香港需要一份顶层设计与基层智慧相结合的中长期蓝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博弈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加速重构，外部势力持续“以港遏华”。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香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份锚定航向的中长期蓝图。五年规划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建立战略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跳出头痛医头的被动惯性。它立足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把国际金融、离岸人民币、法律争议解决、创科转化等长板，对接国家新质生产力、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香港的角色，既是“超级联系人”，又是“超级增值人”，更进一步拓展为“超级合伙人”，依托普通法体系、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能力，与国家协同，联通全球市场，创造更多高增值的发展。

两份报告相辅相成

值得强调的是，香港的五年规划并非以规划取代市场，而是一份前瞻性、战略性、方向性的引导文件，不制定过度细化的硬性指标，以保留市场弹性。它与每年的《施政报告》相辅相成——五年规划绘蓝图，施政报告作年度落实进度报告。这种制度设计，既保留了香港市场经济的灵活与活力，又增添了中长期统筹的定力与方向，是“一国两制”下行政主导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从2011年“十二五”规划首次设立港澳专章，到2026年香港编制首份本地五年规划，15年间，香港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完成了从“被纳入”到“主动对接”再到“自主谋划”的深刻转变。这背后，是“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后特区治理能力的提升，是香港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立法、行政、社会各界需同心协力，凝聚共识，破除制度壁垒，推动项目落地，让这份承载时代使命的五年规划，真正转化为香港由治及兴的生动实践。

作者洪锦铉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民建联工商事务发言人，城市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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