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日｜当华人遭遇反移民潮：日本经济疲软之下　外国人成替罪羊？

以疫情为起点，近年间移民日本的中国公民数量急遽增长，预期到2026年，在日中国人数量将超过100万大关。这批新近移民大多来自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他们带自己的家庭与财富背井离乡，不约而同来到日本，这一现象被称为“润日”，从英文单词‘run’（逃离，按中文拼音读作‘润’，意指人们逃离故土）演变而来。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移民在当地的存在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从价格激增的东京高层公寓，到公立小学里越来越常见的中国孩子，在习惯了单一民族并以此为荣的日本社会，对于外来人口的“水土不服”正形成新的政治动能与社会现实，迫使本地人与外来者彼此适应和共存。

2022年，在北京开店的王军产生了离开国内的想法。由于疫情，许多店被迫关门，还能开业的一些店也面临人员登记、测温等繁琐的防疫程序，但让王军最难以接受的是街道办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造成感染的风险，想方设法给店家找麻烦。当年10月，他前往日本考察，尽管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王军最终还是把这里作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

“（日本）各方面的门槛都比较低，一个是费用的门槛，再一个是这种适应的门槛，还有这个时间跟空间上门槛也很低，回国也很方便。”王军对《香港01》说。

事实证明，跟他有类似想法的国人大有人在。过去几年间，来到日本的中国移民数量突然大幅增长，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2022年至2024年间，在日中国居民数量从76.2万增长至87.3万，短短3年增加十万有余。在此之前，在日华人数量虽然也在持续增长，增速却远不及当下。

日本成移民高性价比之选

初来乍到，王军一家人先在福冈落了脚，“从生活的资金方面或者从这种（生活）节奏方面感觉可能都更好融入一些”。虽然不懂日语，跟其他在同样新来的华人移民聊天，大家笑称在日本的生活能力跟聋哑人差不多，“但基本的生活是没问题的。”

从租房到安排孩子入学，实在不行，大部分的事情找个“懂日语的小伙伴”也解决了。他称：“因为它（日本）氛围比较好，比如说你区役所去办点什么东西，哪怕你不会，你拿着手机（通过翻译）慢慢跟人家说，人家的态度也很好。”

2023年，王军一家人从福冈搬到东京。他与人合伙成立了两家公司，一间从事不动产买卖，另一间做自媒体运营。前者主要瞄准其他有海外投资需求的国人，后者的受众也都是华人。

曾经在内地新闻机构《财新》工作过的日本记者舛友雄大自2023年开始对这一批新移民进行深入报道，他发现，与此前的赴日移民不同的是，这些中国人大多是像王军一样、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中产及富人，受疫情期间“清零政策”、经济形势等影响而出走，许多人希望在海外投资、保存资产，同时创造更好的生活。

自2014年开始，日本为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创业，实施经营管理签证（又称社长签）政策，允许外国人以最低500万日圆（约合26万港元）的注册资金在日本创设公司，只要确保营业场所，即满足签证申请条件。加上日圆贬值，对许多中产国人而言，移民日本的性价比显然要高得多。

然而，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在日本落脚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房价问题，自然成了日本热议的话题。

塔楼、一户建：新移民炒贵不动产

据王军这期间在日本的观察，过去两年里，涨价最厉害的房产就是中国人感兴趣的房产。在大阪，国人投资一户建的最多：“可能花个100多万人民币就买个一物件，就自住也好，做民宿也好，这种房子可能比较抢手”，在东京则是高档的塔楼（即高层住宅）最受国人欢迎。越抢手的物件涨价就越快。

根据日本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数据，2022年至2024年间，东京23区新售公寓单套均价从2022年的8236万日圆（约434万港元）激增至1亿1181万日圆（约590万港元），连续两年突破1亿日圆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而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东京23区新售公寓单套均价的增幅仅为约1200万日圆。

在东京江东区的丰州、中央区的胜哄——曾是日本名流家庭理想居所的湾岸地带塔楼（即高层住宅）让中国富人趋之若鹜。由于他们之中不少是曾经在国内大型科技企业工作的高层，日本媒体直把这些区域戏称为“数字唐人街”。

《产经新闻》引述阪南大学国际学部松村嘉久教授指，经过调查，以特区民宿经营者身份申报的个人及法人中，疑似中国背景的累计达2635家，占比42.5%（截至4月底）。

国土交通省本月公布的都道府县地价（基准地价）调查显示，除了游客众多的大阪商业区，其周边住宅区也因民宿需求而出现地价上涨趋势。

对于生活在这些区域的民众来说，随意丢放的行李箱越来越常见，不懂垃圾分类的情况也引起民怨。此外，非法运营的民宿也在今年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移民问题”

据舛友雄大称，就在不久前、日本进入参议院选举期时，外国移民问题已经成了这届选举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炒高日本房价、以经营民宿之名建立空壳公司以获得日本身份与福利——这类报道一时甚嚣尘上。

就在今年6月参议院选举开始前夕，一宗非法运营民宿的中国业主强行加租、还切断住宅楼电力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包括日本NHK、朝日新闻、《周刊文春》在内的主流媒体都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甚至还被提上国会议程，涉事业主虽然撤销涨租决定，但该事件还是再次引发民众对非法民宿问题、外国人购置房产却不遵守规则的问题的关注。

日本首相石破茂也不得不在国会对这类事件作出回应，表示“将严厉应对不遵守规则的外国人”。

舛友表示，今年以来，类似这样的报道频频出现，这与打反移民牌、走民粹路线的“参政党”的异军突起有直接关系——“这绝不单单是因为中国人，但这确实是故事的一部分。”

民粹擡头　外国人成替罪羊？

7月，此前被视为边缘党派的参政党一举在参议院选举中夺得14个席位，成为日本选举中的大赢家之一。该党以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人优先”议题为政纲，警告所谓“外国人静默的侵入”。

但来自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从事移民研究的​​​​Professor Farrer Gracia-Liu就表示，这股反移民的呼声并不针对中国人。

Gracia-Liu表示，这批新近中国移民的到来恰逢日本旅游业迅速增长以及外国劳工涌入日本城市之际。随着日本“劳工荒”愈发严重，政府不得不放宽针对外国劳工的限额。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东京到处的便利店已经几乎看不到日本员工。

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数据，截至2024年底，日本外国居民人口达到创纪录的370多万人，较上年增长10.5%，连续第三年创下历史新高。尽管外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数量仍然只有不到3%，但舛友表示，这种增长发生的很突然，让长期维持单一民族社会的日本猝不及防：“我认为现在日本人存在（这样）一种情绪——我们真的应该让（外国人增长的）这种趋势暂停一下。”

Gracia-Liu还表示，参政党所利用的不满情绪，也有很大部分是针对游客的：“日本人本来很喜欢在国内旅游，但现在国外的游客来了以后，日本的旅馆价格就涨了很多，让日本人无法消费。最近的许多怨言，很多时候是因为旅游增长了，我觉得给日本人造成了一种生活的困难。”

但正如被民粹和反移民浪潮席卷的欧美国家一样，在经济滞胀的日本，外来人口成了民生不济的替罪羊。舛友雄大也称：

根本问题在于，大多数日本民众正承受着收入持续萎缩的痛苦。虽然工资可能有所上涨，但物价也在同步攀升。所以说，民众的生活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我认为这是一种替罪羊现象。

就在8月，日本政府宣布提高经营管理签证申请的门槛，将此前500万日圆的资金要求增加至3000万日圆，同时要求企业雇佣一名常驻员工，从今年10月开始实施。此外，政府亦在筹措增加对外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的限制，预计不久后会出台有关政策。

王军认为，新的政策势必会让一部分在日本的中国移民打道回府，对于许多像王军一样的在日国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实际上都是依靠“华人经济圈”在做生意。他们雇佣的员工以及客户几乎都是中国人，或者至少以国人为主，日常几乎不需要使用日语。除了3000万资金要求外，雇用常驻员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王军的公司本身有雇用日籍华人，因此对他影响并不大，但如果连客户都只依赖国人，长期来看，企业运营也存在很大风险，“这种因素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太太高了，所以肯定是会去考虑（应对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