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纽约市长选举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说像是政治版图的一次地震。全美金融权力中枢、全球资本主义象征之一的纽约，在超过二百万选民、创下自1969年以来最高投票率之下，选出了34岁、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曼达尼（Zohran Mandani）。这位穆斯林、南亚裔、出生成长都不在美国本土的年轻政治人物，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也是第一位穆斯林市长。对纽约人而言，这是一次用选票处理房租、通膨、贫富差距的赌注，但映照在台湾社会，却像一道难以直视的倒影。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曼达尼身上有几个关键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对富人加税、冻涨租金、以公营杂货店对抗通膨，对以巴问题采明确的亲巴立场。这些立场，让特朗普可以天天骂他“共产党”，也让华尔街与民主党建制派同样头痛。但真正撑起他的，是年轻世代对高房价、低薪资、阶级固化的怒气，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标签。

选后，过去极力阻止他的华尔街大佬与企业领袖，只能纷纷放下身段，公开表态愿意“合作”。有人坦白说自己支持他，却不敢在办公室承认，也有人指出，真正要处理的是双城记般撕裂的两个纽约：一个是资本蓬勃、金融繁盛的全球城市，另一个是租不起房、付不起托儿费、被生活成本压垮的劳动与中下阶层。

这种张力，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试图介入的缝隙。在学理定义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自由民主体制内，以渐进改革追求经济平等与社会正义，不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而是透过税制、福利、公共服务与经济民主修补市场失灵。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比，前者更左一步，后者较温和，但两者都把分配与阶级视为正当的政治轴线。

回头看看台湾，问题恰恰出在这条轴线始终长不出来。回顾蔡英文执政八年，甚至是初次参选败北的2012年即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到执政后推动年金改革、长照2.0，再到婚姻平权，曾让部分台湾学界期待台湾有机会从“认同政治”的统独议题取向走向“左右政治”的分配议题讨论，透过蔡英文的执政在光谱上稍稍靠近社会民主主义。当时这样乐观的评价并非无所本，确实台湾本来就不是极右的放任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在分配与社会福利上并不吝啬。

但这些接近社会民主的政策，很快就被更强势的认同叙事淹没，随后即见“中国威胁”、“捍卫主权”等话语占据了所有政治与新闻版面，台湾中研院院士吴玉山曾指出，台湾选民投票行为主要由认同驱动，与经济表现关联有限。但两岸服贸争议与太阳花学运把世代剥夺感推上台面，表面上看是经济议题，但实际上仍绕不开“反中”与“反统”的框架，即群众反对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而不是更广泛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结构。

换句话说，台湾社会确实有感受到不平等与世代不公，但这些焦虑最终仍被吸纳进统独冲突的老剧本里，原本有机会长成的“左右政治”，一次次被拉回认同战场。蔡英文政府任内那些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政策，也逐渐被技术化：年金是精算问题，长照是行政效率，前瞻是工程管理，很少被坦率讨论为“谁多缴、谁多拿、谁要被牺牲”的分配政治。

与此同时，这些问题一旦牵动到资方、专业中产与高所得族群的敏感神经，讨论就立刻被重新包装为“不挺政府就是中共同路人”，分配正义从公共议题变成触碰不得的禁区。结果就是连美国这样被无数台湾人视为资本主义灯塔的国家，在纽约这样的金融心脏，都有余裕投票给一位民主社会主义市长，让他拿华尔街当实验场，谈富人税、住房正义与公共托育，而台湾这个自诩为“亚洲自由民主标竿”的岛屿，却连在选举季认真谈一次全面税改、住房政策或财富集中都做不到。

放眼当前台湾每晚的政论节目，日复一日讨论的是解放军哪一年会打过来、美国会不会来救、哪个政客“太亲中”、谁又是“内奸”等等，但凡涉及分配、劳权、租金、社会保障的词汇，只容许在预算案或部会简报里“惊鸿一撇”，从来无能成为可以组织政治动员的主轴，因为“没有选票”，也不够“流行”。

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这不只是议题选择的不同，而是社会分歧被刻意扭曲的结果。纽约的选举当然也有身分政治与以巴争议，但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对城市治理与资本、劳动关系的不同想像。社会主义在美国年轻世代之间，已经从冷战遗绪中的“邪恶词汇”，变成一种反建制的认同标签。但在台湾，多数人连“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都懒得搞清楚，社会主义三个字一出场，就可以被轻易扣上“亲共”甚至“统派”的帽子。

台湾不是缺乏社会民主式的政策资源，而是缺乏愿意把这些政策当作政治主轴的政党。国民党在经济路线上自动站到新自由主义右派位置，主张开放、拚经济，把工商团体视为天然盟友，民进党则在语言上拥抱弱势与重分配，实际操作上却离不开大企业与高科技产业利益，最后两者在资本面前的差异，远小于他们在统独与认同议题上的对立。对执政者而言，谈社会公义与分配，一旦触及财团支持结构就是风险，谈中国威胁与民主价值，则是零成本、高回报的动员工具。

真正值得台湾人警惕的，不是左、右的极端，而是一直不肯让左、右这条轴线真正长出来，只愿意在单一认同光谱上互相拉扯，把整个社会绑在永无止境的战争想像里。纽约人已经用选票试著回答“要不要给民主社会主义一个机会”这个问题，台湾人是否连问一问的勇气都没有，这恐怕才是这座岛屿最需要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