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自划“一国两制”红线 把台湾逼进死胡同

撰文: 陈郑为
出版:更新:

赖清德11月26日以高度政治语气宣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台湾社会不可碰触的红线”,看似立场坚定,实则暴露出一种急躁而焦虑的心态,号令两岸关系已无协商空间,台湾只能靠不断加码军备、政治封锁与语言壁垒来面对眼前的世界。这句话本身并无新意,但出现在中美日局势剧烈震荡、台海叙事被外部力量重新书写的当下,再度醒目。

真正推动赖清德如此急促地端出“红线”,不是台湾内部政治,也不是两岸出现任何新的突破,而是台湾之外的三个动荡讯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论”后引发的中日急速对撞、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所象征的战略重新对焦,以及特朗普政府抛出的28点俄乌停战方案所掀起的震荡。这三件事共同传递出一个讯息:台湾将多么容易成为“被顺手放入交换清单”的议题。

尽管意识形态让人瞎了眼睛,但台湾对此情势又比任何人都清楚,唯赖清德选择以更高音量、更强姿态宣布“红线”,企图把台湾框进道德高地,以弥补台湾在大国算计之下的不安。

11月26日,赖清德召开“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国安高层会议,并于会后主持记者会。(Facebook@赖清德)

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中,赖清德伸手再次拿起熟悉的剧本:扩张军备、强化防卫、把台湾自我定位为“民主前哨”。一如他在10月10日双十文告中的“武装自白”,赖清德似乎真的相信,只要把台湾武装到足以让各方重新计算成本,就能在国际棋盘上换得更安全的位置。但问题是,这种逻辑在当前国际情势下,不仅得不到验证,反而与外部讯号出现明显错位。(延伸阅读:双十讲话|赖清德的“武装自白”)

先从日本开始,台湾期待的“民主阵营”并没有因高市早苗提高台海风险而积极拥抱台湾,反而是北京迅速启动外交、法律、经济三线反制,把台湾重新拉回1945年的战后秩序框架。与其说北京是要回应日本,不如说是把战后条约、开罗宣言、投降书等文件摆回桌上,再次提醒美日,台湾问题不是任凭自由定义的区域议题,而是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部分。对台湾而言,这意味著外部势力对台海的话语空间正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延伸阅读:日本无权谈台湾 美国更没有资格议论中国)

11月25日,日本东京,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通电话后接受媒体访问。(Reuters)

再看看美国反应,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时,语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这句话,无论外界如何诠释,都象征著华府正在重新校准其在台湾议题上的位置。这不代表特朗普会忽然转向北京,也不意味著美国准备切割台湾,但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美式现实主义,即台湾当然不是无限上纲的价值,而是一张可以被运用的牌。当特朗普政府公布的俄乌方案引起乌克兰与欧洲愤怒时,远在地球一端的台湾也同步再次被提醒:在大国优先自家利益的世界里,理念叙事永远不是保证。(延伸阅读:中国请特朗普出手 重在逼问台湾有事是否美国有事?)

正是这些外部信号,使赖清德进入一种“预期战争”的心理状态。他益发相信台海冲突的爆发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他要做得不是避免,只剩下准备。民进党官方近月来的语气也因此逐渐转向,从吓阻变成备战、备战逐渐演变成“战争将发生”。于是,台湾在赖清德的叙事中,不知不觉被推往“亚洲的乌克兰”的位置,只能靠军备与意志,对抗一个不可调整的敌人。

然而,若要理解赖清德最新的“红线宣示”,不得不提他今年接受专访时,把两岸比喻为“大公司并购小公司”的说法,在相应的概念里,各界意外赖清德似还有一丝丝的承认前提,视两岸问题“可以谈”。这个比喻固然拙劣,却至少透露出一种基本假设——若两岸真有一天谈到政治安排,北京应该提出条件,台湾保留谈判空间。(延伸阅读:赖清德抛两岸关系新论:台湾被并购,北京要提条件)

但如今,他直接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定为不可触碰红线,不仅拒绝北京的方向,甚至拒绝面对这个议题本身。尽管北京早就把他打入冷宫,但赖清德从诚意不足但似愿意讨论,到主动划出“不得讨论”的界线,这样的退一万步,不是立场坚定,而是自我设限,象征赖清德已经把台湾推入一条愈走愈窄的单线,既不愿承接两岸的既有制度框架,也没有能力提出替代方案,只能把所有空间封死在“不能谈”的口号里。

这样的“红线政治”也揭露另一个事实,就是赖清德并不具备谈判能力,更不具备谈判想像。他既无法提供能说服国际社会的两岸路线,也无从建立能降低风险的最低限度安全框架。北京早已公开将他视为“麻烦来源”,而华府则把台湾视为地缘布局的变数,在这种双重不信任之下,赖清德仍选择把语言推向更封闭,实际效果只是让台湾失去所有调整的余地。

习近平2019年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资料图片)

与此同时,台湾内部舆论却在发生另一种微妙的变化。包括苏起在内的学者人士公开提醒:台湾若仍不寻找和谈的可能,局势将进入“垃圾时间”,也就是台湾丧失自主空间、任大国摆布的阶段。这不是统派学者对统一的呼吁,而是对现实提出警讯,并非要台湾向北京示弱,而是要求民进党政府重新评估台湾能否承受一条永远只往对抗方向走的路。(延伸阅读:苏起:和谈是台湾最后一条路,不然就进入“垃圾时间”)

更重要的是,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喊出“我是中国人”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恰恰说明台湾内部并未如民进党所描述那样单一,不是一个只能接受“不碰、不谈、不想”的社会。当不一而足的政治人物开始重新谈“九二共识”、重新谈民族认同,不论立场如何,都反映出社会正在寻找另一条可能,而不是任由民进党一众推往战争预期的方向。(延伸阅读:让台湾人自豪说“我是中国人” 郑丽文胜选是一潭死水中丢下石头)

郑丽文自信且高调喊出“我是中国人”,宣示国民党未来要成为主动的和平缔造者。(Facebook@郑丽文)

是以,问题并不在于赖清德反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本身,而是他把它定义为不可碰触的“红线”,其实是把台湾真正需要的红线——“两岸和平”与“台海无战事”整个排除在外。

可以说,赖清德以为自己在画界线,实际上是把台湾推向死胡同。当他愈来愈相信台海战争将在任内爆发,当他愈来愈把外交、安全、国防都往备战逻辑收拢,他所做的,不是让战争远离,而是让战争更接近,甚至因此将必然发生,不发生都对不起他自己一般。他把台湾的命运交给大国、交给盟友、交给情势变化,却没有把任何安全选项留给台湾人民。试问,保家为民不才应该是赖清德的职责吗?台湾“红线”不划在“两岸和平”与“台海不战”,却划在拒绝“一国两制”的份上,这完完全全是赖清德以一己之力带给台湾最大的灾难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