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在台湾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议题，而是一个被反复召唤、反复重组的政治想像，近年来的转折，并不在于哪一次演习或哪一笔军购，而在于战争开始被制度化谈论，被时间化标记。最近台湾内部同时出现的两个现象，正好勾勒出这条轨迹：一是台湾政治大学成立“兵棋推演学院”，首度将兵推正式纳入学术体制；二是赖清德再次高举“2027”这个年份，指称北京以完成武统准备为目标，台湾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如果只把这两件事当成并列新闻，就会错过此间的结构意义，问题从来不是“2027会不会打”，而是台湾社会正如何被引导去接受一个前提：未来的政策讨论，必须以战争为预设情境，而时间也同步被用来压缩本就有限的政治选项。

政大兵推学院的成立，表面上是学界对现实的理性回应。兵推向来被描述为和平研究的一环，是为了找出制度弱点、补强社会韧性、培养危机管理与战略判断能力。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无可反对。然而，制度化也从来不是中性的，当兵推在台湾渐渐成为“显学”，战争也就自然从极端情境，被转化为可被演算、可被教学、可被管理的常规政策场景。

换句话说，和平已不再是预设值，成了需要额外证明的一种状态。

更现实的一面是，兵推在台湾还不只是一套“求真”的工具，连参与其中的台湾立法委员、台湾海军二级上将陈永康都不讳言，有些兵推的功能，是为了凸显不足、争取资源。陈永康之言，不过是打开天窗，说白政策运作的常态。问题在于，当兵推的语言进入公共空间，便同时替军费扩张、制度加码提供了一套看似冷静、实则高度政治化的论证框架。是以，一旦风险被有意量化后，后续的资源动员就显得理所当然。

就在战争想像被学术化的同时，“2027”也被快速政治化。赖清德日前在国安高层会议后指出，北京以2027年完成武统准备为目标。赖清德在接受外媒访问时，也强调不论解放军时间表如何，台湾都必须先做好最坏情况下的最佳准备。尽管台湾总统府随后澄清，这并非宣布“2027就是武统年”，只是援引国际报告分析。然而，在政治传播中，“援引”与“背书”的界线并不清楚。当这个年份由台湾最高层峰说出口，实际上就完成了“本土化”，成为可被反复使用的政治符号。

因此，“2027是不是武统年”其实是一个被错置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年份正在台湾内部发挥什么作用？答案其实很清楚，民进党政客正一手把安全叙事，与选举时程和政策动员进行包裹捆绑。摊开可见的台湾政治期程，2026年是地方大选年，2027年被塑造成台海风险高峰，2028年则是台湾总统大选。回应政治现实面，当威胁被描述为迫在眉睫，台湾内部辩论自然被要求让位于“一致对外”，连带高额国防预算与权力集中，也就更容易取得正当性。

在这样的结构下，诸如“赖清德高举2027武统论，2026抗中牌又来了？”的警语，已在部份台媒的质疑声下发酵。

与此同时，北京的迅速接球并不令人意外。如见国防部随即批评赖清德煽炒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指其“备战”是为“台独引战”找借口，并抛出“两岸实现统一是台湾永保太平的最好选择”。这套回应尽管老调，但台湾社会应该要能读懂这般回应的目的：这并非是要喊话已经不可能听进去的民进党政府听，而是要重新定义问题，把重心摆回来，即把台湾以防卫准备作为挑衅之实，把焦虑责任反推回台湾，并把安全议题简化为政治立场的选择题。

无怪乎，当2027武统倒数的叙事成为台海前景的主旋律，相关的安全讨论就只会走向单一方向，就如民进党把备战视为唯一负责任的态度一样，而任何对成本、效率、替代路径的追问，都可能被解读为削弱己气、投降或叛台。问题在于，这样的时间锁定，并不能真的提升安全，历史可鉴，任何一场的冲突风险，并不一定沿著某一年份发生，举凡灰色地带行动、误判与突发升级，都可能让这类“倒数”变成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与什么战略优势都无关。

是以，把政大兵推学院的成立，与2027武统论述的升温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台湾正在同时完成两种“提前进场”。一种是知识上的提前进场，透过学术与方法论，把战争变成可被管理的公共议题；另一种是政治上的提前进场，透过年份化与倒数，把政策选项绑定在迫近的时间框架之内。两者交织，让台湾社会在战争尚未发生之前，就先进入半战时的心理与治理状态。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做最坏打算本身，而是整个台湾被政治化，只允许一种未来想像。当“2027武统年”被赖清德政府“本土化”制造，成为一个可以动员选票、预算，乃至动员社会服从的通关大白话，台湾需要推演的，就不是解放军的行动路径，而是自己如何在倒数的语言之中，去保有急速凋零的公共辩论与理性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