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标志著习近平思想成熟
编者按：继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后，习近平党建思想于日前正式推出。由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亦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法学院教授柯华庆教授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中最重要、最具统领意义的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意味著习近平思想体系已经发展成熟。
柯华庆在本文中总结了中国民族文明的发展过程和独特构成，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而习近平思想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集大成。和王沪宁等对中国现代社会主流意识的构成论述在某种程度不谋而合。
柯华庆在文中还提出，虽然中共以巨大的谦虚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思想”命名，但实际上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也具有特别强烈的价值目标、历史方向，以及实践方案的意义，用 “习近平主义”其实更能精准体现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内涵与外延。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法学院教授，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柯华庆。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隆重推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明确提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中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如何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我曾经在2014年1月提出“习近平精神”，在多维月刊发表《习思想还是习精神？》。2020年8月，我接受香港01专访，分别以“对话柯华庆·上：中共理论班底为何跟不上习近平的步伐”“对话柯华庆·中：中国学者亟需‘续写马克思’”和“对话柯华庆·下：中共是时候总结并提炼其理论了”发表。在专访中，我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奠定的，可以称为“秦皇汉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由毛泽东奠基和习近平肩负定型的使命，所以称为“毛泽东习近平主义”。那时候提出“习近平主义”是前瞻性的，现在党中央隆重推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可以说时机成熟了。
为什么一开始是“习近平精神”？
自2008年初从美国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回国之后，我开启了对社会主义中国正当性和规范性研究。我系统考察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及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争论，2012年7月完成著作《第三次变革》（经过新闻出版署特别审阅后2013年3月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在《第三次变革》中，我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在经历西方列强入侵后，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政治独立、经济自强和精神自主。政治独立主要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成了的，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经济自强主要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的，以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为标志；中华民族即将开启第三次变革——精神自主阶段。现在可以说精神自主阶段是以党的十八大提出“四个自信”开启的（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我提出了“习近平精神”，“习近平精神”是精神自主在国家层面的恰当表达。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正式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四个自信”形成了，更加坚定了我对第三次变革的认识。由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精神分别代表三个时代的旗帜。
2017年7月，在官方仅仅提出“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背景下，我在《多维》月刊上发表“习思想还是习精神？”坚持“习近平精神”。我认为，精神是思想、理论的递进与升华，习近平精神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民族精神自主的时代，精神自主需要自主精神，习近平精神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自主精神。习近平系列讲话无不体现习近平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下作为大国领导人的自主精神，展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气象。精神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更是一种蓄势待发、积极作为的状态，具有极大的能动性，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言：“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习近平精神要求中华民族走伟大复兴道路，民族复兴道路必然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所以习近平精神也是自主创新精神。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沈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可以说自主创新是习近平精神的灵魂。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标志著习近平思想的成熟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定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上，党中央先后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刚刚才提出来的，但是最重要的。
习近平党建思想实质上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的核心。当前中国的政治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建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核心。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是核心。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也一直强调党的领导，只是在“韬光养晦”策略下，说得比较隐晦。1978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证”，这是从规范层面将党的核心地位提出来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是后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础。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习近平将党的领导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每次提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时都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在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而且已经形成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党规国法一体化的治理逻辑。广义上的政治包括党政军和外交，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都是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标志著习近平政治思想的成熟。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标志习近平思想体系的成熟。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而是全方位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第一条都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都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政治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习近平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中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的龙头。
习近平思想的成熟标志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向成熟
习近平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管党治党和七十多年来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理论表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传统文明秩序被迫卷入世界现代体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文明重建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面对内忧外患，无数中华儿女开始探索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文明转型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不同方向的探索。以“师夷长技”为代表的洋务探索，试图通过器物更新实现国家自强；戊戌变法和立宪探索尝试推动制度革新；辛亥革命推动封建帝制终结，开启共和实践；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思想启蒙与现代观念传播。这些探索在民族觉醒、制度更新和思想解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进入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对外部文明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传统文明的封闭延续，而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通过持续探索、制度创新与文明更新形成的发展道路。这一探索凝聚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民族复兴和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根基上形成了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质上是中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
社会主义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上并没有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过渡阶段的政权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实中社会主义政权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然后通过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补经济发展的课。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充分发展，而且要求人们道德高尚，只要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而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
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长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主要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然后就进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的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一直没有理论上的阐释。习近平思想中最核心的是长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共产党长期领导和长期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才能逐步朝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形成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不同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自古希腊到马克思，西方政治学理论一直是亚里士多德的“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二元主体分析模式，这个范式无法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国家的区别。如果我们突破西方的两主体政治模型，用三主体模型就能够很好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国家的区别，为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奠定政治理论基础。
按照能力，自然社会中的个体构成一个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连续序列。个体又可以联合起来成为组织，有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等等，组织也可从最弱者到最强者形成一个连续序列。由于有了组织，原来的强弱关系可能会改变。例如，在劳资关系中，一般是劳方弱、资方强。然而，如果允许劳动者组成工会，那么相对於单个的资方，工会更强。将所有个体和组织按照能力强弱排列就可以形成从最弱到最强的连续序列。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君主是最强者，贵族是强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强者与弱者联合，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弱者的政治，是封建政治。中国夏商周朝是典型的封建主义，自秦皇汉武至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政治也是封建主义，都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天子或皇帝联合诸侯或儒家贵族统治平民，是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是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夏商周是封建制，秦朝至清朝是大一统的郡县制，有所不同：夏商周是封地建国，贵族是世袭的，天子与诸侯一起统治老百姓；自秦朝开始是封官建国，贵族是变化的，皇帝与儒生一起统治老百姓。封官建国与封地建国相比，最强者的权力相对来说更强，然而两者中皇帝都是最强者，从统治模式来看是相同的，都是最强者联合强者统治弱者。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君主联合贵族一起统治平民，民主制的希腊城邦是罕见的另类，持续时间也很短。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联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于工商经济条件下平民已经觉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强者（资本家）与弱者（选民）联合的政体，资本家联合平民（选民）制衡政治权力，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贵族制，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也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和多党竞争等等都是实现资本家控制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
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集中制或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最强者，共产党之所以是最强者在于其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且将绝大多数人民组织了起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是最强者（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共产党领导工农节制资本和权贵，称为党导民主制。葛兰西提出了现代君主理论，认为现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行。历史发展已经提供出来的这个有机体，就是政党——它作为最初的细胞，包含著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满足现代君主条件的不是竞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列宁式共产党。“党肩负著塑造出有能力的领袖的任务；它们是群众选拔、培养和繁育领袖的职能部门，因为必须要有这些领袖，一个特点的社会集团才能由乌合之众连成一体，成为一支有机地组织完备的政治队伍。”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党导民主制也可以称为现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的特征。当然，此“君主”绝非封建意义上的“君主”，而是强调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也就是民主集中制。
必须强调的是，三种政体中的两者联合节制第三者并非要消灭第三者，也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权利，对强弱关系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变，否则政治制度就不会持久，最终会成为两个主体的政治，而非三主体的政治。即使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主体政治中，统治者也不能完全消灭被统治者，否则就没有了被统治的对象。最强者、强者和弱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平衡被打破将导致社会变革，从一种政治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在封建专制政治中，皇帝（最强者）与知识贵族（强者）联合统治平民时，只是使得平民（弱者）比自然状态下更弱，但也需要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否则就会爆发暴力革命。在资本主义政治中，资本家（强者）和平民（弱者）联合防止出现一个持续强大的政府权力，资本主义政治节制总统或首相（最强者）时只是使得总统或首相不能充分发挥政治权力和不能长期成为最强者，但总统或首相仍然是该国最强者（因为总统或首相是行政首脑，决定了政府的正常运转）。
社会主义政治如何对待强者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由于遗传、教育和社会因素的作用，自然竞争条件下，每个领域都有强者和弱者。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赚钱多有的人赚钱少，赚钱多的就是财富上的强者。社会主义政治节制强者的正当性在于公平正义，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强者获得了其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种的两棵树为例，一棵长得快的树会吸收另一棵长得慢的树的养分并且遮挡阳光，导致另一棵树的生长比正常生长更加缓慢。自然竞争条件下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需要有最强的政治力量来节制少数强者。社会主义政治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灭强者，而应该是通过最强者来节制强者，一方面使其没有能力挑战最强者，另一方面保证强者和弱者的动态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强者既要保证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同时要节制资本和权贵，以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法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权利既包含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即共同自由：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在消极自由权利中，包括基本的财产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了使所有人都成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使资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而是使所有人都成为有产阶级，这里“有产”可以是私有财产权意义上的，更是最终消费意义上的，这是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一般共同自由的基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政治在鼓励资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必然会节制资本的肆意扩张，没有政治权力节制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的扩张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权力与资本联合统治平民，接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也不可能是资本与平民联合节制政治权力，演化为资本主义政治。
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每个国家由于历史、自然资源、地理、人口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发展顺序并非是直线式的，有的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有的直接从封建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跳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可能长期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在经历社会主义社会后又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到社会主义政治既是社会阶层不断平等化的过程，也是自由人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是民主化的发展。就同一个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更民主、更平等、更富裕、更自由，否则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更富裕和更自由不是指少数人，而是指绝大多数人。
社会主义政治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是人民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现实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如果采取自由竞争选举的方式，必然会使群体分裂为几个党派，只会形成卢梭的“众意”。如何将利益多元的群体的利益综合在一起形成卢梭的“公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不能仅仅是某一类群体的，所以不能仅仅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应该由反映人民整体利益的组织所领导。这样的组织应该由人们自愿申请参加，而且按照组织的章程严格挑选出人民中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使之与各个阶层形成一一映射关系，组织代表一个整合的人民利益，而非各个阶层的利益。至今为止，这样的组织就是共产党，人民民主就意味著代表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称为党导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由各领域各阶层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通过党内法规自始至终保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党导法规来实现共产党领导人民，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新型德性民主体制机制，共产党是领导党，因此就不需要通过竞选而成为长期的执政党。这就是“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基本含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正当性和规范性理论已经有四百多年来的理论建构，然而，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被认为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导致理论界一直停留在“过渡心态”，而过渡阶段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的实践探索和未来发展，无法说明“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等等。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缺失是导致全世界知识界不能自觉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制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著力点、著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进一步，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26年5月17日再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党中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社会主义中国对“四问”的明确回答。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了构建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体系的三个原则：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按照社会分工，这些都不是领导人和宣传部门的事情，而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需要中华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总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体系建构，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主义”？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接著在党的十五大中提出“邓小平理论”。按照这样的逻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一大或之后提出“习近平思想”在很大可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究竟是“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主义”更能精准体现这一智慧结晶呢？
思想、理论、哲学与主义既有层次区别，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生成与历史实践体系。总体而言，它们不仅体现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化过程，也体现人类塑造文明秩序的能力。
思想是人们对世界、社会和人生形成的观念、见解与判断，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理论是在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化、体系化解释结构，用以揭示规律、说明机制。哲学进一步追问存在、认识与价值的根本问题，为理论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是理论体系的深层根基。主义则是在思想、理论和哲学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目标、历史方向和实践方案的统一体，它不仅回答“世界是什么”，更回答“世界应当走向何处、如何实现这种方向”。
如果说思想是“点”，那么理论是“线”、哲学是“坐标系”，主义是“面”——把理论铺展开到现实世界。主义通常与政治、社会制度密切相关，面向现实世界，用来指导实践。
思想、理论、哲学和主义四者之间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动态统一：思想形成理论，理论深化为哲学，哲学凝聚为主义；而主义一旦形成，又反过来统摄思想、组织理论、塑造哲学，并通过制度、文化与社会实践转化为现实力量。因此，思想提供源泉，理论提供结构，哲学提供根基，而主义提供方向与历史动能。从文明演进角度看，主义往往是一个时代思想成果的综合表达，也是连接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最高实践形态。
以习近平时代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来看，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重要，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创者，习近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的定型者。二者的的思想理论体系都非传统学术定义的思想、理论或哲学范畴所能涵盖，而是和马列主义主义一样，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历史方向，是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案的统一体。事实上由于毛泽东实际上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常常都说“毛泽东主义”或者“毛主义”。
习近平最初提出了“四个自信”，可以用“习近平精神”来表达。自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有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八大思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列宁发展之后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代被毛泽东和习近平所发展，毫无疑问可以称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习近平主义，将独立的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阶段的旗帜简称为“毛泽东习近平主义”也是合理的。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谦虚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思想”命名，但实际上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龙，所以习近平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超出民族国家地理边界的意义，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其价值目标、历史方向，以及实践方案的意义特别突显，所以用 “习近平主义”或许更能精准体现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内涵与外延。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法学院教授，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柯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