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和中国政法大学原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其书《法哲学纲要》今年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法哲学纲要》封面的隐标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探索”，显然，《法哲学纲要》首要是旨在揭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文明，所以，《法哲学纲要》必然要解释中国社会主义，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性。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一百多年，期间经历过坎坷曲折，特别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可以说被覆辟了，一度走入低谷。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党争民主制不能适应现代信息文明产生的分众化社会。一旦工商文明开始衰落，中产阶级不断分化，无法适配新文明的党争民主制将阻碍民主制度继续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率先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80年明确指出，“第三次文明浪潮不可能容纳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结构。正如创造工业世纪的人不能用封建制度治理国家，今天我们需要更新政治工具”。托夫勒认为，人在信息社会的状态是分众化而非第二次浪潮的大众化。大众化民主（多数派民主）是适配批量生产、批量消费、大众教育、大众媒体、大众社会的政治工具，而分众化社会多变、开放、多元多样，多数选民共识不覆存在。党争民主制在现代信息文明背景下逐渐失去有效运行的条件，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吊诡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积重难返的美国突然重拾自信，党争民主制甚至于被福山说成“历史的终结”，这好比以对手倒下推论病殃殃的人可以永生，实属自欺欺人。

《法哲学纲要》系统分析了西方党争民主制的历史发展规律、逻辑基础、运行条件及其悖论，明确提出了超越党争民主制的党导民主制及其法治模式——党导立宪制。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也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是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

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其目的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和规范化。党导立宪制的精髓是二元宪治，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德性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授权和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份权力授予给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党章附于宪法之后，党章的订立基础是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党导立宪制的二元宪治模式决定了党导立宪制的法治结构是三法一体（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党规国法一体化）和党导政分制。

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是《法哲学纲要》的立足点，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是以共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共同自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统一：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如果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为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哲学纲要》为党导立宪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我是在2020年初决定写《法哲学纲要》一书的。我从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黑格尔政治哲学关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和“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争论中捋清楚了我十多年来探索的主要思路。黑格尔著有《法哲学原理》（全称是《法哲学原理，或者自然法与国家学说纲要》）。马克思自称的“第一本书”，也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他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基于普鲁士及其法国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黑格尔设想的能够实现整体国家利益的国家制度是可能的，那就是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家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框架之后加上德知能先进的政党——共产党，从而实现“家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在社会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看来，共产党就是现代君主，也就是民主的君主——民主集中制）。

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会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而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文明实质上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远大理想的新文明形态，需要超越经典作家的理论建构。《法哲学纲要》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统治与被统治和马克思的两大阶级斗争的二主体政治模型，通过最强者、强者和弱者的三主体政治模型，区分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哲学纲要》系统分析了中华传统哲学、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四元论哲学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国家文明）的思维模式。《法哲学纲要》进一步提出了能够系统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通观经济学理论和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宗教——人类宗教情感。

《法哲学纲要》认为，历史并不会终结于福山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意义上只能终结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自身的政治基础、经济模式、法治结构、哲学思维和人类宗教情感，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自我革命的共产党领导引导社会革命的方式来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为核心价值，通过不断发展经济来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基础，通过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的方式来实现共同自由，逐步朝向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迈进。

《法哲学纲要》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是中华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批判和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并不能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改革和创新。陆贾有名言“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 我们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马克思指导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岂能马克思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本，应用是末，不能突破原有理论框架。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就好像从市场上买了一件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合身当然好，不合身就需要改衣服，小改还可以，大改就不好看，还不如重新买一件，但有时候发现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适合自己体型的衣服，因为市场上批发售卖的衣服是设计师根据他人身材做的，当市场上没有适合自己体型的衣服时不能怪自己的体型不标准，而应该自信自己的体型，根据自己的体型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衣服也可以批发售卖到全世界，很有可能有一部份人的体型与我们的体型正相近呐！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创立的革命理论，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相当于买了马克思做的衣服直接穿在身上。当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发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将马克思做的衣服修改了一下穿在自己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课题。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市场经济及其法治的提出，已经突破了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事情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指导下根据自身国情做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为价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深度融合相互成就，形成了延续文化传统、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过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产生的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新的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容纳中国实践后的重大突破。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可以说“第二个结合”就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那么可以说中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总结一百多年来的实践提出的普遍性理论。

正如刚刚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植根”就是“嫁接”！果树嫁接是通过将一株植物的芽或枝（接穗）接到另一株植物的根（砧木）上，使两者愈合生长为一株完整新植株。嫁接的功效：（1）保持品种优良特性：确保接穗品种的果实、花型等优质性状不改变；（2）增强植株适应性：利用砧木的抗病、抗寒、耐盐堿等能力，提升整体植株的生存能力；（3）缩短结果周期：让原本需要多年才能结果的果树，通过嫁接1-2年即可挂果。不是所有植物都可以嫁接，亲缘关系是决定能否嫁接成功的核心关键，只有亲缘较近的植物才可能愈合生长。文化嫁接亦然！中华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华文明传统之上。

如何将基于中国实践总结出来的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出去，形成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不仅仅需要自信，更需要他信。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就是著名的强调自信的“鞋子合脚论”。

现在已经是2025年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与时俱进，提出自信和他信并存的“衣服合体论”：衣服合不合身，不仅仅自己知道，他人也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没有思想引领力，不仅仅中国人民有切身的体会，也可以让全世界人民来评判。

十八年前的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2007年，我有幸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资助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研究，还作为访问学者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学习了两个月。对现实美国的实地考察和对历史美国的阅读让我深切感受到美国政治并非大家所想像的那么美，更惊异于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当性和规范性研究的缺失。《法哲学纲要》的出版，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我做了一件我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之所以有幸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经过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之后，已经涅槃重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做的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总结提炼工作，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想图景。理论来自于现实，理论创新不是想创就能创的，中华文明已经有两千多年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了，所以李鸿章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感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研究的领域之广远远超越我的能力，所以只能叫做《纲要》，献给我的学生们，希望以后通过持续的努力，逐步完善。

当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在走向定型，是全世界学者，特别是中华学者千载难逢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