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北京持续恢复并扩大对台民间交流，从标志性的海峡论坛到两岸青年峰会，再到地方台办、高校、青创基地等，各式交流活动不仅回到疫情前的规模，甚至比过去更加密集。然而，就在北京定位交流并持续提高交流对受众吸引力的同时，台湾与美国也正在重新定义交流本身。

近日有关两岸与中美“交流”的新闻事件不少，恰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在两岸交流方面，北京清华大学学者周波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北京仍希望和平统一，也希望两岸维持正常交流，反而是台湾当局害怕交流，连学术交流都设法阻止。几乎同一时间，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引用台湾监察院调查，形容北京对台统战已是“从娃娃抓起”，从大学生一路延伸到国中小学生。

在中美交流方面，美国政府也以高大上的国家安全为由，持续限制中国人形机器人等产品，引内地官媒反讥，美国是竞争不过就限制，还改写鲁迅名言挖苦，“美国人失掉自信心啦”？

至此，涉华交流不再是有关双向的事，“你的交流不是我的交流”成为一种诅咒、一道罗生门，也成为了对奕的一类骂本。

纵然两岸交流情事相当阻碍，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开主张应停止两岸交流，如见台湾陆委会反复强调的是健康有序交流、对等尊严交流，台湾教育部则称赴陆教育交流并非禁止，而是必须建立登录制度、行前检核与识读教育。再如台湾行政院提高赴陆旅游警示时，同样强调的是要保障台湾人安全，不是全面限制往来。就台湾官方的政策文字而言，交流依旧存在，但必须受到行政管理。这政策意涵表明，台湾官方话说得好听，没有要禁止两岸交流，但必要把“风险”放在交流之前，并广而宣之。于是乎，任何涉陆交流都潜在成为了奥德赛里的那只危险木马。

过去，台湾社会理解的交流，是政治之外，民间的经济、学术、人可以流动，具体是旅游、学术合作、文化参访、交换学生等，但如今，在风险倡导下，台湾社会已然隐约将两岸交流与统战、渗透、国安、认知作战、安全风险等不安因子挂勾。可以说，交流当然仍然存在，但已经被人为放进了另一套框架下去理解体会。

同样的变化，也在美国政府身上发作。美国近年从芯片出口管制、对华投资限制，到TikTok、人形机器人与各项敏感科技产品，不同政策背后固然各有不同原因，但共同之处，同样是重新把原本属于市场、教育、科技合作与商业交流的议题，放进国家安全的语境里理解。

如果把台湾与美国近年的政策放在一起观察，不难发现，台美两造都“够装”，美其名没有要全面禁止交流，但双双对内外都持续推高交流前的风险认知，政策用力下导致降低交流是必然结果。

然而，这样的改变，看似是意识形态对立下的政策调整，但真正受到影响且深层的，会是社会理解交流的方式。以台湾官方回应两岸交流为例，当台湾政府持续透过公开发言、行政程序、教育宣导与安全提醒，反复强调交流可能伴随的政治与安全风险时，交流便不再只是交流，而是一项需要先接受风险检视的行为。久而久之，人们未必需要政府直接禁止，就可能因为既有的风险认知，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选择。

反观北京努力增加的交流，则不只是场次数量与频率，更著重在交流的吸引力。从青年交流、地方合作、实习就业、创业基地，到各项惠台措施，北京近年持续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台湾人愿意来、愿意留下，愿意建立长期连结。一如《香港01》前文“解构两岸民间交流”专题所分析道，北京戮力交流，不论是交流全年化还是身份分殊化，本质都围绕在如何增加交流的吸引价值上。

但回头看台湾与美国近年的政策，则更倾向用如何降低交流可能带来的风险来回应。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世界相信交流可以降低敌意，互动可以促进改变，“和平演变”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想像之上。那么今天，这套想像已然完成退场，交流开始被安全化，合作被风险化，连结也不再是缔结关系的脐带，而是危险的特洛伊木马，需要先检查是否构成安全问题，于是真正改变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被这类政策引导后，一个社会去理解中国的方式。

总的来说，观诸两岸与中美近年政策底下的交流，北京努力改变的是提升交流的吸引力，台湾与美国则努力想要改变的则是社会公众对于交流的风险认知。当一方持续增加交流诱因，另一方持续累积风险叙事，最后真正改变的，不只是交流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对“与中国建立连结”的预设。试想，当一个社会长期接受同一套风险叙事，交流之前，人们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能否合作，而是是否安全，想到交流时也不再只有交流本身，而是交流背后可能代表的政治意义，风险最终就不再需要政府的提醒，而逐渐累积成为社会的预设，也达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假借政策推送，中介了一道社会“自发”认知，去得出不安、风险堪虑的状态，终于得出“恐中”心得再来用以进行私己的政治动员，这才是两岸交流现阶段最大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