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愈强大，为何反而可能愈难做全球生意？新能源汽车、电池，到目前大力发展的工业机械人，中国制造在国际的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当中国企业依靠规模、技术与完整产业链，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时，订单增长的另一面，还有关税壁垒、产业补贴争议，以及愈来愈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

那么，当一个国家有能力生产愈来愈多产品、打通完整供应链条时，其他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产业空间？香港大学赛马会经济学教授、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何国俊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人工智能与工业自动化正逐渐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过去不同国家依据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进行产业分工的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全世界需要的所有东西，那么这是不可持续的，只会让别人愈来愈孤立你。”

下个月（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今年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

回望2001年的上海和2014年的北京峰会。2001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加入WTO的关键时期。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进一步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到了2014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议重点包括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自贸区进程及互联互通合作。

何国俊认为，三次APEC所反映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转变，“第一次的话，那个时候中国刚要加入世贸组织，那个时候讨论的是中国怎么融入世界的问题，然后讲投资、发展这些机遇的问题。”到了201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已经紧密结合，当时的讨论更多围绕贸易、发展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合作。

然而，2026年的国际环境已与以往有所不同。何国俊表示，“到了2026年，我觉得中国是作为一个倡议者的角色。以前是融入，现在中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应用这个平台去促进合作。”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在部分议程上已经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

不过，伴随中国制造业及新兴产业竞争力提升，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及产业政策分歧亦可能更趋突出。何国俊提到，欧盟对部分中国产业政策、贸易竞争及碳边境调节措施等议题存在顾虑，可见当下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寻找市场和投资机会，同时要面对产业竞争与利益分配问题。

欧盟传拟限中国混能车每年35万辆　首年设配额防贸易失衡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劳动力、制造业及供应链优势，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工业生产中心。但何国俊分享他的观察表示，随著中国工资及生产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并未如传统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期般，大规模迁往成本更低的经济体。

何国俊解释道，过往全球化的重要经济学基础是“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根据劳动力、生产成本及技术能力等条件分工，透过贸易提高整体效率。但当工业生产愈来愈依靠自动化设备及AI，劳动力成本在部分产业中的重要性便可能下降，“随着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的自动化，它不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过去因为美国人工贵，所以就生产不了便宜、低端的制造品。但自动化以后，这个不是问题了。”

他提出，当中国和美国都能通过AI与高度自动化生产大量工业产品，过往基于劳动力成本及产业梯度形成的国际分工，便可能受到冲击。

“如果再过20年全用机械人生产，欧洲怎么办？南美怎么办？非洲怎么办？是不是完全不需要自己的产业？”何国俊认为，这不仅是生产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其他经济体能否继续透过参与制造业取得就业、收入及发展机会。

如果技术领先的国家可以将愈来愈多生产环节留在本土，其他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的发展空间可能受到挤压，进而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他认为，这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进一步擡头的原因之一。

中国企业出海如何从“卖全球”转向“在地利益共享”？

何国俊提出，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需要从单纯扩大商品出口，逐渐转向更深入的跨境产业合作。“唯一的办法就是知识的共享、科技的共享，不是一个国家生产全世界50%、60%甚至更高的工业产能。中国不能光是卖东西，还需要把这些产能带到别的地方，让当地有就业，让当地有生产。”

他指出，如果中国只是持续扩大本土制造能力，向海外市场供应愈来愈多商品，即使产品具备价格和技术竞争力，仍可能遇到更多市场准入及贸易保护方面的阻力。相比之下，中国企业若能在其他经济体建立生产基地，将技术、设备及部分产业链带到当地，便有机会在扩展企业海外业务的同时，创造当地就业，让不同经济体分享产业发展的收益，“这才是下一个阶段中国去影响全世界，或者塑造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核心转变。”

这也意味着，在价格、效率和出口规模之外，中国企业出海还需要更加重视当地生产布局、产业合作，以及能否与所在市场建立长期利益关系。

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及其他新兴产业累积竞争优势，中国的战略目标亦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标准”。对此，何国俊认为，产业规模和规则影响力之间确实存在关系，但标准制定是复杂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这当然是理想情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制定标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他认为，企业首先应该建立市场竞争力，扩大业务规模，并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调整产品及技术，“先后顺序很重要，不能因为在现在某些领域有成就，就想着你们都得听我的，有这样一种心态很不利于合作。”在他看来，中国产业走向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规模或政策倡议，而需要透过持续的技术竞争力、海外市场参与及国际合作，逐渐建立影响力。

深圳成功不只靠科技企业　制度优势与香港资本是关键

与2001年的上海、2014年的北京不同，今年APEC领导人会议选址深圳。这座城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发展为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其发展经验常被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不过，何国俊认为，外界若只看到深圳今日聚集的大型科技企业、完善的产业链与初创生态，便可能忽略其成功背后更重要的制度及资本条件。

他指出，首先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发展初期能够先行先试，降低企业经营所需承担的制度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低是很利于企业的创新的，这个是别的地方可以学习借鉴的。”

第二个因素则是香港的早期资本投入，以及香港连接国际金融、法律和专业服务的优势。早期深圳及东莞等珠三角制造业城市的发展，得到不少香港资本支持。香港亦透过国际金融及法律等资源，协助深圳和大湾区制造业发展。

“深圳是无法复制的，也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要成为深圳”，何国俊表示，其他城市真正值得借鉴的，是改善制度环境，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建立对企业和投资者更友善的经营条件。而政府也需要处理好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透过司法、监管及其他制度安排，让投资者对长期投资回报形成合理预期。

“我们中国现在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上遇到的障碍，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大家经常说的就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其实就是不确定性大。”何国俊表示，要让资金真正投入实体经济，并长期留在一个市场，企业及投资者需要相信经营环境具有稳定性，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未来回报亦具有合理的可预测性。

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深圳，25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已发生深刻改变，下一阶段的挑战，不仅是中国能否继续提升制造业和科技竞争力，更在于如何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其他经济体也能参与、分享利益的合作模式。因此，在AI重塑全球分工、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带来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兼顾产业竞争力、海外市场利益与国际合作，将成为11月深圳APEC，以及未来值得观察的重要经济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