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时隔十年，再次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全会主题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三天后的11月1日，新华社发布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开头部分着重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将其上升到“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治党治吏问题严峻复杂

《决定》认为，从国际看“全球性挑战接踵而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从国内看“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从党内看“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党的队伍主流是好的，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决定》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是承平日久，越是环境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识。”

可以说，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题的中全会与《决定》的表述说明中国决策层具有居安思危意识。二十届五中全会的出席人数比例与被确认处分的官员数量，解释了为何中国决策层要着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

根据公开官方资料可知，出席二十届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为162人、117人，合计279人，占二十大选举产生的376人（205名中央委员、171名候补中央委员）的74%，创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纪录；二十届五中全会还确认给予马兴瑞、张又侠、刘振立等33人开除党籍处分与给予李云泽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被确认给予处分人数之多，同样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纪录。

关于这点，《解读五中全会｜数据看反腐：今年已立案80万件　被查官员愈来愈多》一文对2002年十六大以来的反腐数据进行了梳理，发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2012年十八大是中国反腐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在决策层的强势推动下，中纪委公布的立案数量与被处分人数都大幅攀升；二是2022年二十大以来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中纪委公布的立案数量与被处分人数已经超过以往相同时间的数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错综复杂、治理任务艰巨的超大型国家来说，目前的政治现实决定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治党的关键在于治吏。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目前中国的发展大局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是让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为了确保国家发展大局不被官僚主义、腐败风气所侵蚀，为了给国家发展大局构建清正廉明的干部基石，中国迫切需要根治腐败，早日实现政治现代化。

群众路线离不开自我革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今天，中国决策层一直都在探索治党治吏、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仍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判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国运与大幅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的一个经验是为了确保良好的国家治理，实行“知识化、专业化”的选人用人政策，十分注重选拔眼界和胸襟非常宽阔、有改革开放形象、有真正实绩的干部。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铁腕反腐、从严治党，提出自我革命。

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写道：“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先后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找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为了应对治国治党治吏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考验与风险，《决定》既提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和“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又将重点放在自我革命，从各个方面对官员群体提出严格要求。

自我革命的核心是强调执政党、政府、官员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本质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逻辑。《决定》在论述全面从严治党原则的两句话，即“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与“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正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逻辑的典型特征。

毫无疑问的是，基于自上而下政治逻辑的铁腕反腐、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不可缺少，因为正如一句俗语所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处于治理顶端的“上梁”的道德、品性、智慧、能力是直接影响治理成败的关键。通过自我革命来确保处于治理顶端的“上梁”符合德才兼备的要求，让“上梁”有忧患意识、现代意识、平民情怀，是对“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补充。

然而正如《解读五中全会：让中共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所写的“人民不是天使，所以一个选贤与能的政府不可或缺，但政府同样不是天使，所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必不可少”，除了自我革命之外，中国的治理还非常需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关于这点，可以用群众路线的道理来进行解释。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共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中共党章写道：“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既然群众路线如此重要，那么怎么实行群众路线？归根结底，有两个办法：一是让执政党、政府、官员群体在主观层面有意愿、有能力实行群众路线，办法是将自我革命的重心放在选贤与能；二是在客观压力层面让执政党、政府、官员群体必须努力实行或者不得不实行群众路线，办法是毛泽东所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传统中国王朝的治乱兴衰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群众路线的说法虽然源自共产党革命，但如果灵活理解的话，群众路线古已有之。在漫长的传统中国社会，任何有志于逐鹿天下的政治力量，只要头脑聪明，都会明白通过团结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来扩大力量的朴素道理。从周武王为了击败商纣王所建立的伐纣联军、汉高祖刘邦在楚汉相争过程中广泛团结各方力量，到唐朝李渊、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之后积极联合多方力量，都是例证。

传统中国的治乱循环教训有力表明，在王朝初建过程中，为政者容易实行群众路线，容易懂得稳定人心、休养生息的道理，因为那个时候面临巨大的压力，聪明的为政者在形势面前会顺势而为，但在承平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政者是否实行群众路线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一方面那个时候的危机、压力不像王朝建立初期那么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为政者容易缺乏与实行群众路线相匹配的主观意愿、能力。

归根结底，传统中国王朝往往将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政策、策略、口号、理念，而不是纳入制度化的民主轨道，其结果是传统中国王朝总是容易像唐朝政治家魏征说的“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那样，从而始终跳不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关键在于把群众路线民主化制度化

传统中国王朝的治乱循环教训说明，当群众路线只是一种政策、策略、口号、理念，那么其作用往往局限于王朝更替过程中的“造反有理”或“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容易在王朝建立一段时间之后被抛诸脑后或者至多成为儒家士大夫规劝君主的软约束。这样下去，时而久之，王朝迟早会脱离群众，迟早会在腐化中垮台。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以来，在民主共和浪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认识到民主监督的作用，所以才有了毛泽东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当初发动文革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比如，基辛格写道：“官僚机器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毛泽东企图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却几乎摧毁了中国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学生运动看似有群众路线的面向，但因为未能纳入制度化轨道，所以在当年的极左政治环境下迅速扭曲为酿成严重内乱的狂热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提升了治理的民主与法治水平，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产生权利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层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自共产党革命以来早已建立了全球范围都罕见的超强国家能力，政府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快速进行社会动员和实行国家建构，但民主和法治的水平依旧存在短板，群众路线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长治久安、治党治吏的现实需要，所以造成官僚主义问题、腐败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社会转型、经济增长过程中变得日益突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中国需要将反腐决心、强大的政治掌控力转化为有序提升群众路线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因为只有将群众路线转化为民主化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群众路线才能不只是有没有意愿、有没有能力实行的问题，而还将成为必须实行、不得不实行的刚性约束。

民主化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未必意味着需要照搬西方选举民主。无论是基于中国的文明抱负、悠久的治理经验还是为了给当下面临治理困境的西方选举民主提供可替代方案，中国都应该在总结古今中西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高质量的民主方案。

正如《给民主另一种可能　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文所进行的分析那样，选举民主的长处在于将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制度化，但短板在于忽视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理性水平，导致政府治理容易被民粹主义、利益集团过度影响，而具有贤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国治理的长处在于意识到选贤与能的积极意义，但短板在于因为缺乏民主的刚性约束和制衡，选贤与能往往不可持续。今天中国应该努力将选贤与能的传统、经验与民主的刚性约束结合在一起，在确保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同时提升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理性水平。若这条路能走通，中国既可以根治腐败，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又能给面临治理困境的世界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