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中国官方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均参加的高规格会议，但这场会议并不是中共高层会议，甚至和中国的国家日常治理关系也不大。这是一场名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的大会，约3,000人参加，坐满人民大会堂一层大礼堂，是最高规格的国家级纪念大会配置。

是什么样一个人值得中国在他诞生160周年后还要高调纪念？

孙中山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山鼻祖，更不是中共党员。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是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是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中华民国名副其实的国父。若要论纪念孙中山，没有谁比1949年遁逃台湾的政要及其权力继承者们更有需要。但是环顾整个台湾舆论，在11月12日这一天静悄悄。台当局未举行任何纪念孙中山的官方仪式。

早在2000年台湾当局就取消了11月12日“国父诞辰纪念日”放假，2007年前后修改的教科书不再尊称孙中山为“国父”，2014年与2017年，台湾台南市先后拉倒并拆除了汤德章纪念公园内的孙中山铜像及基座。

而在中国大陆，孙中山的巨幅油画画像每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期间，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遥相呼应。在11月12日的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在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中国官方以如此高的规格纪念孙中山，这种跨越百年历史、跨越党派分歧的做法，绝对是不同寻常的。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后继执政党跨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界限，将历史上的重要领袖升格为“超党派国家图腾”以凝聚认同，并非孤例。

比如，1959年古巴革命后，古巴共产党将19世纪末牺牲的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Jose Marti）尊为革命的“思想导师”。委内瑞拉也曾将19世纪独立领袖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重塑为“玻利瓦尔革命”的精神源头。

在土耳其，具有温和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后，并未淡化世俗主义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的地位，而是持续主持每年11月10日的官方纪念仪式。在印度，印度人民党（BJP）执政后主导了2019年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诞辰150周年纪念。

之所以说，中共高调纪念孙中山具有无可比拟性，在于相比上述国际先例，中共纪念孙中山的模式具有显著的结构特殊性：它不仅是跨党派纪念，更是跨越国号与政权更迭的制度化纪念——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每隔十年的固定国家礼仪，纪念前任政权缔造者。

古巴的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发动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古巴独立战争，但生前未能亲眼见证新国家的诞生，古巴对于何塞的纪念没有现实政治壁垒。玻利瓦尔本身就是带领委内瑞拉摆脱了西班牙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的当事人，作为后续政权的继承者，委内瑞拉纪念玻利瓦尔是直系政治传承。

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HP）的创始人与首任领袖。土耳其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与凯末尔在组织上没有历史渊源，在政治光谱与意识形态上更是处于竞争与张力之中，正发党能够高调纪念凯末尔算是跨党派的行动。在印度，圣雄甘地是印度国大党（INC）的历史领袖，印度人民党掌握政权纪念圣雄甘地，是化解意识形态对立、整合国家认同的偶发跨党派策略之举。

而中共不是偶然而为，也不是临时兴起，而是从中共建政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持续对于自己已经取代的政权的缔造者进行高调纪念。这种做法当然不能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后续执政者按照自身需求去重新诠释历史人物的遗产。

中共对真正于民族有贡献的人没有因一党之私、一派之见就视而不见。这是实事求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格局来面对未来。民主和威权等西方政治学的说辞，根本不足以形容和理解中共的行为。无论是身处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抑或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华人很难否认中共这份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包容的政治胸襟以及对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脉络的自觉承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于百年之前孙中山提的建国方略做出回应，这份跨越百年的担当，穿越时空的纵向历史责任鞭策，是很好的认识中国的切入口。中国人的诉求，中国的奋斗目标，百年来没有变过。和西方假想的中国崛起之后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不同，从“振兴中华”到“民族复兴”都是专注于中国人自身发展的。

即便是谈到这个世界，从孙中山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到现如今习近平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都一脉传承。百年来，中国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视野，不是势力范围，是达则兼济天下，是负责，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