ㄘ在北京流传著一句话——“落难必闯马驹桥”。马驹桥是北京最大的日结零工市场与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香港01》记者今年5月在凌晨时分深入马驹桥，直击这群在城市边缘（六环外）的炒散（日结工），他们如何揾工？又是为何选择过上日炒散的生活？“干一天玩三天”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吗？他们的“躺平”是一种选择吗？

记者也访谈在马驹桥卧底8年、打过20几次零工的清华大学社科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丛瑞安，丛瑞安将他的观察写成《马驹桥时间：我打零工的日子》（以下简称《马驹桥时间》），撕开对日结工的标签和误解，记录下他们的食衣住行和生活，以及在不确定性加剧、AI盛行的时代，不分阶级对于当下就业环境和未来的迷茫。

凌晨4时30分：的士司机眼中的“真实北京”

凌晨4点多，载著记者的的士司机穿梭在空旷的街道上，他对马驹桥的作息了如指掌。司机透露，大约早上6点至8点是招工高峰，过了8点街头就基本散去；直到下午4点左右，又会迎来找夜班工作的第二波人流。“马驹桥那边电子厂、工厂多，干体力活的多一点；现在往北的高丽营也兴起了日结市场，做加装、装修的特别多，工种不同，但人都不会少。”

在北京流传著一句话——“落难必闯马驹桥”。

位于北京东南郊六环外的马驹桥镇，曾是五朝皇家猎场，如今却是全北京规模最大的零工劳务市场。

隔著一条凉水河，北侧是年GDP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汇聚著高新产业、电子厂、汽车配件厂与庞大的物流仓库。核心区域不足3平方公里的马驹桥，常住人口约17.5万，外来流动人口却高达15万，数十年间逐渐形成庞大的底层务工生态，甚至与深圳的三和劳务市场齐名，并称“南有三和，北有马驹桥”。

凌晨5时：十字路口的炒散与拍摄者

快到清晨5点，记者抵达马驹桥十字路口。尽管官方在不远处设有规范的劳务市场，但寻找生计的炒散依然习惯自发聚集于此，揾工者或坐或站，街头已聚集了超过上百人。多数是青年与中年男性，女性大多结伴同行。

记者的出现与摄影器材随即引起一阵骚动。起初，不少人以为来了工头，纷纷围上来抢问：“什么工？”“做什么的？”但当看清摄录设备后，气氛瞬间紧绷。几名中年男性面露不善，厉声制止：“不让拍，不让拍，又是拍抖音的！”

有人逼近记者并警告：“这里的人不让拍的，有通缉犯，也有很多在家乡混不下去的。在马驹桥这里干，一上中央电视台，我家乡就看到了，你看这个老损样（东北话，意为落魄狼狈），搁马驹桥落难了，大家都知道马驹桥嘛！”

然而，人群中随即又出现另一群替记者解围的声音：“他们是帮我们农民工说话的！”“让上层的人看看我们的生活。”

时值春夏之交的五月，许多炒散焦虑于日薪不断被压低，跟记者抱怨“一天最低喊到170元”，大家或蹲或站，翘首等候著工作，“每每有如工头般的人出现，大家就群聚了过去，工头带走了几人，大家又快速散开”。

天亮之际，现场爆发零星肢体冲突。清晨6点20分，市场监督员上前勒令停止拍摄：“要拍的人要去市场报备，这里的人也不要你拍”，据了解，随著自媒体兴起，马驹桥一度引来不少网红拍摄，有零工乐于收费当片中主角，但亦有不少马驹桥的打工者感到困扰。

在临时工的群体中，最常被吹嘘的身份是军人和警察，最常被吹嘘的特殊经历是恋爱和打人。

众生相：被骗学费的郝先生、前剧组工人与AI想像

在马驹桥，每个人身后都背著一段说不清的人生。以往日结薪资约在200元左右，但近期行情一路下滑至180元、甚至170元。

来自河南的王姐（化名）今年50多岁，家里的农田转租给别人后，便随丈夫到北京打零工。为了抢在清晨最先接触工头，她干脆把住处租在十字路口旁。“100多、170、180都有，120的是搞卫生，那个最低。”王姐坦言，除了过年回乡，平时几乎都在北京找活。

在马驹桥的女性有独特的困境，包括生育、生理期以及性骚扰，在马驹桥街头可以看到女性多结伴同行：

另一名同样来自河南的郝先生则主动上前攀谈。他刚来北京数天，早前在深圳遇到培训陷阱：“说让我缴2,000多学护理，学成了又要付800找工作。”他直言做不来把屎把尿的工作，发觉对方不断巧立名目收费后果断认赔止损，转战北京。

郝先生说，日结工只是临时过渡，“手里有点零花钱，我就去找长期工。真正有头脑的人不会在这干长期活。”面对喊出170元的新低工价，他直言不少人宁愿不干“直接躺一天”。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不断强调“做工要用脑”，甚至热中于讨论新兴科技：“我想要多学短视频、学AI。AI发展取代不了体力活，我反而想用AI赚钱。”

关先生则有著另一套叙事。他自称以前做军训服装，后来转入影视圈，参与过《繁花》、《阿修罗》等大制作。“我亲自拍的，跟游本昌亲自拍，我有签保密协议。我像驴一样干活，王家卫很赏识我。”言谈间，他极力与周围划清界线：“我只是偶尔来看看，这里的人都很烂的，我和他们不一样。”随后，他又对产业大发议论，断言娱乐圈受技术冲击极大，“估计娱乐圈会塌陷一半。”

在马驹桥多得是这种真假难辨的故事。《马驹桥时间》里写道，在临时工的群体中，最常被吹嘘的身份是军人和警察，最常被吹嘘的特殊经历是恋爱和打人。文中写道，吹牛能直接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可以弥补现实中的自卑感，有时也能获取一些现实上的利益。

清华博士八年卧底他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网络时代，马驹桥这样的线下零工市场依然无法被取代？清华大学博士生丛瑞安从2018年开始走进马驹桥，亲身打了二十多次日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搬运工、快递分拣员、绿化工乃至保安，丛瑞安分析，实体街头市场仍有他的优势。

他说，“第一，街头招工直接省去了平台中介与广告费；第二，雇主能在现场亲眼确认工人的年龄、身形与精神状态。更重要的是，在微信小程序找工，常常面临‘顺义发广告、大老远跑去却被告知不合适’或‘承诺工资与现场不符’的风险，线上日结岗位的数量也远不及线下街头。”

针对外界将马驹桥散工与深圳“三和大神”相提并论，以“干一天玩三天”、“挂逼”等消极标签，丛瑞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干一天玩三天’作为一种现象确实客观存在，但这绝非劳动者主观上理性规划的结果”，丛瑞安指出，在街头接日结工作本质上是一道高压力的“判断题”——眼前出现一份薪水欠佳或极其繁重的工作，去，怕错过稍后更好的机会；不去，又怕今天彻底落空。“这是一种在外部严酷环境与内部约束缺失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丛瑞安也分享自己做服务员（侍应）时的一个观察，“我的主管一方面会很凶地跟我说：‘你们要是不好好干的话，你们要赔多少钱，你们要是把菜送错了，你们要赔多少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很温和地跟我们聊天，在休息的时候说：‘你们多大年龄了，你们干什么的，你们感觉我年龄大不大？我这都三四十岁了。’”

丛瑞安认为，这种反差感挺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工作状态中和在工作状态之外，他会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状态。这个其实是工作怎么塑造人，说大一点叫工作的异化，说简单一点就是在工作里是一个人，在工作外又是一个人。”

这个其实是工作怎么塑造人，说大一点叫工作的异化，说简单一点就是在工作里是一个人，在工作外又是一个人。

走入一个折叠的时代：中国青年真的躺平了吗？

《马驹桥的时间》在豆瓣受到好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本不论白领蓝领，都能有所共鸣的书，也成功撕下对于马驹桥零工的刻板标签，“他们都是具体的人，有著跟所有人一样在时代里的迷茫”。

有评论写道，“书本最动人的地方，是它褪去了所有标签与偏见，平视每一个挣扎谋生的普通人。无论是被困在写字楼里、被内卷裹挟的白领，还是游走在城市边缘、打零工度日的马驹桥日结工，‘众生皆有困顿，人人各怀迷茫’。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无数人的未来被迷雾笼罩，失业、漂泊、无措，成了很多普通人逃不开的人生课题。”

在丛瑞安提到，中国作家郝景芳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曾构建出一个物理空间与时间彻底割裂的城市寓言，而在现代社会“折叠”的概念同样深刻，人们在资讯网络中能轻易看到富裕阶层的生活，意识到人生本可更开阔，但现实路径困难重重。“因此，年轻人不再痴迷于宏观的大富大贵，转而抓住当下能够掌握的确定性。”

丛瑞安分析，不同于上一辈打工为攒钱盖房娶妻，现在的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工作和自己是异化的’，在工作中得不到尊重便更渴望自由；所以无论是选择打工旅行、开小店还是去摆摊，本质上都是大家在不确定的生活中，试图为自己找回一些确定性，一些真正能够由自己掌握的成分。

丛瑞安也特别提到网络热词“挂壁（逼）仔”，这个词认最早出现在小工厂密集、结薪快且生活成本低的珠三角与东南沿海，形容的就是打零工的人。

丛瑞安解释，如马驹桥炒散“干一天玩三天”的日结状态就是“挂逼”，“稳干”则是指在工厂或某一岗位上长期干下去；这也催生出一种循环状态“从稳到挂逼”，“工厂环境压抑或撑不住时，便短暂转入日结生活；等到阮囊羞涩，再进厂干几个月。”

丛瑞安称，不少人最初只是想找份正经工作或把零工集散地当成歇脚的中转站，但高强度的工厂环境往往让人支撑不到两周便选择逃离，反而是日结模式带来的即时收入与极低成本的自由，让人不知不觉陷入，“最终被吸附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

但丛瑞安强调，自己不认为所谓的“挂逼”状态就等于躺平，他认为“大部分情况下，不存在绝对的‘躺平’或‘摆烂’。大家降低了对理想生活的期望，但从未彻底抛弃努力改善现状的想法，否则不会有人突然想学技术、甚至想学AI。”

AI对零工市场也有影响？

此次访谈，记者观察到马驹桥打工者非常在意“AI”的影响。丛瑞安认为比起害怕更多的是关注“AI带来震撼感”。丛瑞安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确实无法取代搬运、铺草皮等体力繁重劳动，但它的威胁在于“封死向上的阶梯”。

他提到，“在最基层的体力劳动中，AI看似冲击不大；但当劳工想要改善生活、进入更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寻求更高层级的职位时，这些岗位已经逐渐被自动化与AI压缩。”

丛瑞安进一步解释，“传统打工者的出路是在底层进厂打拼、‘干中学’，学到技能后逐步向中层、向上走，”受访者分析，AI的普及缩短了这个晋升途径，“虽然目前没有在兜底的意义上去影响他的工作，但在未来可期的情况下，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已经被压缩了。”

此外，丛瑞安也提到，传统制造业通道受阻、日结劳动力大量涌入零工平台经济后，技术带来的不仅不是个体赋能，而是让劳动者落入演算法的精准控制，马驹桥日结工也试图在外卖、网约车等灵活用工中寻找出路。但丛瑞安分析，这些平台恰恰是最“AI”的领域，系统的派单机制决定劳动的去向与节奏，丛瑞安认为，AI无法赋能底层打工者太多，“最终被赋能的还是大企业”。

北京“不光鲜亮丽的一面”：马驹桥的未来治理

对于马驹桥被部分媒体视为“中国经济衰落”的象征，丛瑞安则不认同，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底层，丛瑞安直言，“如果（这种论述）能够甚嚣尘上的代表，整个世界对于我们彼此理解能力和对这个世界判断分析能力是越来越差了，这样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上是不好的。”

此外，曾有评论将马驹桥视为经济走势的消极缩影，甚至将其视为有损市容、应当取缔清理的“城市暗角”，丛瑞安也不赞成。他强调，简单粗暴的取缔与驱逐无法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始终需要为底层留一个兜底的空间。”

丛瑞安提到，“要解决马驹桥的问题，本质上是解决劳动权益与体制保障的问题，这不仅是北京或内地的课题，更是全球在劳动日益碎片化时代共同面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