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自上月底公布“20点加沙和平方案”之后，以巴和平进展似乎再有起色，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Hamas）与以色列10月9日就20点方案的第一阶段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安全内阁已批准协议，以军将在24小时内停火，双方料在协议生效后72小时内交换人质囚犯。以军在人质获释后，将撤至商定路线，仅保留控制53%的加沙领土。

特朗普早前宣布以色列同意方案中的首阶段撤军时就指称，一旦哈马斯确认方案，停火将立即生效，并形容这场“3000年的灾难”接近结束。他又多次扬言自己结束了7场战争，并暗示如果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这将是他第8次促成战争结束，自己绝对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即将于挪威时间10月10日中午左右公布，他失落奖项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和平奖的筛选程序早已在以巴停火有进展前结束，他单凭终止7场所谓“战争”的可笑原因，根本不可能夺得奖项。

外界指出，倘若以色列及哈马斯就20点方案达成协议后，真能维持长久的停火，特朗普入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名单也非不可能之事。他促成停火协议固然是好事，不过当我们细看“20点和平方案”的内容，可以发现其与史上由美国主导的以巴和谈进程一样，轻视了长远解决矛盾的关键因素—冲突双方的历史及民族意识形态。

“3000年灾难”是哗众取宠？

特朗普当初提到“3000年灾难”显然又是一次夸夸其谈，当时“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作为民族群体还未成形，所谓的“以巴冲突”还未开始。但广义来说，冲突部份远因的确可以追塑至3000多年以前。

据圣经记载，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会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代，而该地大致相当于今日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加上部份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海部份。从犹太人角度诠释，亚伯拉罕的后代便是犹太人或归皈犹太教的人，而巴勒斯坦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至今当以色列被批评是巴勒斯坦的外来入侵者时，他们都会反驳称犹太人千年前已抵当地，是“真正”的原住民。

犹太人其后却在历史长河中，因各种原因被迫流散各地、离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而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前者后来在世界各地面临反犹太意识形态的迫害，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时有发生。

直到19世纪，一种独特的民族概念席卷全欧洲，它认为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建基于文化、血缘，它“自然地”团结一些人、排斥其他人。后来主流的反犹主义便是建基于这些思想，它不再因宗教等问题排斥犹太人，而是认为犹太人无论如何融入当地，他们本质上都不是真正属于其身处的民族国家。

事实上，这种形式的民族概念也影响到锡安主义的发展。无论任何版本的锡安主义都认为，建基于文化、血缘的犹太人作为一个“自然民族”也有自决建国权，现今政客常提到的以色列国有生存权（Israel’s right to exist）很大程度建基于这一逻辑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反犹主义”被锡安主义者视为自然、不可改变的现实，因此只有建立犹太人占多数的“犹太国家”才能使族人免于再受迫害。

1948年至今　冲突激化之路

随着时间推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托管巴勒斯坦（初期包括今日的约旦等地），并据1917年宣布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在英国帮助、锡安主义者推动以及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大背景下，愈多犹太人赴巴勒斯坦，与当地阿拉拍人的冲突日渐激化。二战结束后、刚成立的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托管地分割方案”，将43%的土地划给阿拉伯人，57%的土地划给犹太人（按：此比例不包括约旦等地）。

这对于锡安主义者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他们终于挨过各种灾难，能回归“家园”建国，不用再于外国遭受无可避免的迫害；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国是外来入侵者、殖民国家，是一种“定居者殖民主义”。

这并非空穴来风的想法，定居者殖民者想要的是土地，并有意用本族人民取代非本族当地人，而这与锡安主义的历史及特征不谋而合。事实上，较激进的修正派锡安主义创始人泽夫·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就曾其著作中宣称，锡安主义是一项“殖民事业”。

自以色列1948年根据协议宣布建国后，埃及、约旦等7个国家即时向前者宣战，引爆第一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其后与阿拉伯国家爆发多次冲突，最终占领或实际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至今。而战争导致，大量当地阿拉伯人被迫逃离或被驱逐出巴勒斯坦。例如第一次以阿战争中，有超过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或被驱逐出家园。

面对以色列的占领，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组织陆续成立反抗以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又称法塔赫或巴解）起初主导对以色列的攻击，其立场于1980年代末放缓后，则由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接手。

自1990年代起，在美国主导下，双方虽数度举行和谈，但关系持续紧张。以色列极右势力主导该国政坛，对巴人的差别待遇成常态及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持续；以色列治下的巴人则两度发起大起义（Intifada），以示威、暴动方式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至今在约旦河西岸仍只有微弱的自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持续对以方发动武装袭击，包括哈马斯前年10月7日发动的突袭。

以巴民族观的一体两面：“浩劫”与“灾难”

以巴在实际事项上的矛盾显然易见，基本上除了双方1993年《奥斯陆协议》（现已名存实亡）中确定的“两国方案”框架外，双方在历次和谈中几乎都没有共识。

在东耶路撒冷及圣殿山（Temple Mount）归属问题上，双方对相关地区的主权声索互不退让；在难民问题上，巴勒斯坦方面坚持让巴人拥有完整的归乡权（Right of return），让700万巴人难民返回他们位于以色列本土的家园。以方则拒绝这一要求，批评“巴人难民”法律上的继承权，使人数由70万膨胀至700万，认为难民身份可以传承并不合理。倘允所有人回以色列，将使犹太人失去主导地位，破坏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现况。

以巴冲突作为民族问题，在领土、人民流动等方面有矛盾实非罕见之事，但这并不是因为双方本质上差异差大，而是他们本质上非常类似。

无论是巴人或是犹太人，他们民族观的渊源都是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认为自身是被压迫的民族。犹太人将纳粹大屠杀称之为“浩劫”（希伯来语：Shoah）和巴人则将上世纪的逃难潮称“纳克巴”（Nakba，大灾难之意），前者坚定了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国家”的决心，后者驱使部份巴人武力将“入侵者”驱逐的决心；面对民族流散各地的情况，他们都希望族人能返回巴勒斯坦—一个他们都认为是家园的地方。

归根究底，以巴冲突正是两个民族为争夺同一片、被视为“家园”的土地。冲突中当然存在有明显对错之分的部份，以军袭卡塔尔的鲁莽军事行动、对巴人的种族灭绝暴行显然就是一例。然而，断定这一土地属谁并不是简单的事。在这两种本质相似，但互相对立的民族观下，要犹太人与巴人和平、安全、公平地共享同一片地，双方就必须妥协。

以巴人民“特朗普化”才是出路？

要促成双方妥协、和平共存，并不如促成一时停火般简单。真正的妥协必然会伤害到双方目前的民族观，例如以色列极右政府须接受巴人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可能需要放松对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执着；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也须接受，经过近80年的存在，现在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大多已非“外来定居者”，他们没有“母国”可以“返回”，巴勒斯坦不再是圣经提及或遥远历史的“家园”，而是他们切切实实的成长地。

特朗普施政方针常常被形容具“商人”特质，只在意现实情况、利益、无视意识形态原因。如果犹太人或巴人能够在这方面某程度上“特朗普化”，例如放弃“种族国家是保护本族唯一方法”的过时观念，将使和平解决冲突的道路更轻松。

公平对待以巴民族的需求，以及建立或设想一个促进和解的“环境”，是促成上述状况的基本步骤，但美国历届政府乃至特朗普本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回望加沙二十点和平计划，以特朗普的一贯作风来说，这已算是颇为详细的和平方案。除了必要的停火安排外，加沙战后将由一个技术官僚、无政治色彩的机构，负责加沙地区日常公共服务与市政事务的运行。该委员会将由合格的巴人与国际专家组成，并接受新成立的国际过渡机构“和平理事会”监督。

然而魔鬼在细节，除了“和平理事会”主席将由显然不中立的特朗普本人担任等争议外，方案的详细内容集中在如何在加沙去军事化、去激进化，以色列撤军时间表、标准却未有提及。这种“先照顾以方安全”的举动，实际上等于将以色列的民族观置于优先位置。

最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差别待遇非始于特朗普，与他南辕北辙、与内塔尼亚胡互不信任的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于在位其间曾批准了380亿美元对以色列军援，是美以关系史上最大军援项目之一。 这种长期“萝卜喂以色列，大棒挥巴勒斯坦”的情况，能如何换取巴人放下芥蒂，自愿和平地妥协呢？

至于缺乏推动“两国方案”详情，较宽容来说这也可算是非战之罪。在以色列政府及社会已极度右倾的情况下，“两国方案”原已摇摇欲坠的现实基础已被削至体无完肤。内塔尼亚胡政府公开否定巴勒斯坦建国构思，极右部长推动具争议的E1西岸扩建计划；另一方面，据盖洛普（Gallup）最新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本土、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大多数人都反对两国方案，后者反对率达55%，前者则高达63%。

种种原因下，即使美国今“掉转枪头”极限施压以色列，建立包括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是容易推动的事。

这恰恰证明了推动以巴人民“特朗普化”的重要性，改变两族人民的意识形态不只是长远结束以巴冲突的关键因素，更是推动任何版本“解决方案”的基础。

事实上，特朗普似乎也洞悉到这点，并在20点计划中的18点写道：“将建立一个基于宽容与和平共处理念的跨信仰对话机制，通过强调和平带来的益处，努力改变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思想观念与叙事方式。”

改变思维只能靠以巴人民自身主动实现，无法靠外部推动，但国际社会却可透过建立有利对话发展的“环境”。加沙从上世纪90年代起已受以色列不同程度的封锁，当巴人无法过日常生活，又何来对话的机础。特朗普20点计划提倡在不驱逐巴人下，重建、加强经济发展加沙的大方向是正确起步。

但对话也须另一方配合，方案理应最低限度也应要求以色列政府展示对话意愿，表态放弃否定巴人建国的立场。然而方案未有要求以方作出改变，仅说“最终可能为建立一条可信的巴勒斯坦建国道路创造条件”。

特朗普要夺得和平奖，当下促成停火可能已足够，但要解决其口中所谓的“3000年灾难” ，在巴勒斯坦土地播下和平的种子，这20点方案的倡议还远未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