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在10月21日首次超过了38万亿美元。距2025年8月中旬突破37万亿美元仅两个月。而今年初大约是36.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在没有严重危机或战乱的情况下，债务暴涨约2万亿。回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时代，1976年9月30日（财政年度结束日），美国联邦总债务为约为6200亿美元。今天的债务是当时的61倍。相比之下，名义GDP 是1976年的 15 倍（从$1.79万亿到$28万亿），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GDP则仅为 4 倍。这个现象意外吗？事实上，早在1971-1973年布莱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后，美元彻底与黄金脱钩，哈耶克当时就清楚地认识到：“若没有资金的刚性限制，政府支出的无限增长便无从遏止。”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美国是现代财政纪律的典范：预算透明、法律健全、政府开支受到严格约束。但实际情况却大相迳庭，美国的财政支出几乎没有任何“硬约束”。美国的预算程序看上去非常严谨：总统先提案，国会两院分别审议，最后通过拨款法案。但问题在于，这套程序只是程序。美国宪法没有规定必须平衡预算，国会预算决议也不是法律，只是一个指导性框架。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是那些单项拨款法案。换句话说，只要国会愿意多花钱，预算目标随时可以推翻。

更糟糕的是，美国唯一的“硬约束”——债务上限，也早已沦为政治游戏。每当债务逼近上限，国会就各种辩论拉锯扯皮，但最后总会妥协——上限提高，支出继续。这样的戏码几十年来不断重复，美国的债务上限越提越高，财政自律形同虚设。

因此，美国的财政预算早就不以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为原则，赤字预算成为常态。更过分的是，即使是赤字预算，在执行中往往还会超支。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最初预算赤字预期为1万亿美元，但随着刺激法案一轮又一轮出台，最终赤字飙升至3.1万亿美元，是原计划的三倍。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如今，财政部长轻而易举地就能编制出‘支出超过收入’的预算，并且在执行中再次轻松超支，与过去那种谨慎理财的传统相比，这已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财政风格。”哈耶克明确指出，财政支出的无限膨胀，是因为民主政府无法抵抗“购买选票”的压力。“在当前这种无限制的民主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向特定群体提供物质利益的权力，因此被迫以“购买支持”的方式来凑足多数。即使出于最善意的动机，任何政府也都无法抵抗这种压力，除非它能够指定一条自己也不得逾越的刚性界限。”

这道破了现代民主财政的根本困境。在美国，几乎每一项预算都对应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军工开支关系到国防承包商，医保预算牵动制药业和工会，农业补贴涉及中西部票仓，新能源计划又与环保游说团体相连。削减任何支出，都意味着得罪某个集团。于是，预算辩论从不是围绕“该不该花”，而总是在讨论“谁能花更多”。政客们为了选票，不断用赤字预算换取支持，共和党承诺减税，民主党承诺福利，没人关心收支如何平衡，财政纪律成了选票的牺牲品。

更严重的是，“政府一旦轻易答应一种诉求，便会激发更多群体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过程自我加速，即便那些真心希望遏制膨胀的人也无力阻止。”哈耶克预言的“民主财政的自我放纵”，正是今天美国政治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又为大规模政府支出赋予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特别是危机来临时，如2008年金融风暴、2020年疫情，政府扩大开支，举债刺激，更成了消除失业，稳定经济，救民于水火的责任和“善举”。 对此，哈耶克不无讽刺地说：“事实上，自从财政部长们被经济学家们告知，赤字是一种‘功德’，甚至被告知，只要还有闲置的资源，政府额外开支就‘不会让人民付出代价’之后，任何有效限制政府支出迅速扩张的障碍都被摧毁殆尽。”

自1971年尼克逊（Richard Nixon）终结金本位制以来，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与“美国国家信用”挂钩。换言之，美元的价值基础在于人们对美国经济、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信任。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美国国债到2030年可能突破50万亿美元。美国可以超支、印钞、借债，但无法强制他国相信它。长期以往，如果财政赤字最终转化为信任赤字，后果不堪设想。美国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不懂吗？但事实就是唤不醒装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