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日近年最严重的外交风波，中国在经济、民间交流多方施压，高市内阁官员虽有软化姿态，重申跟以往日本政府“对台立场不变”，但似乎亦乐见对华强硬所带来的高企民意。事实上，高市等右翼政客或乘这次民情，加速松绑战后被称为“加诸于日本的紧箍咒”——《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

高市早苗政策及主张沿袭自安倍晋三，在经济上，沿袭“安倍经济学”主张积极财政政策、货币宽松；在安保上，主张增加防卫费投入；外交坚定美日同盟。 继承安倍的右翼修宪进程也自然是重中之重。

日本自民党在与右翼的维新会达成合作联合执政后，双方签署联合执政协议，依据强化防卫的实际出发，包括修订2014年制定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放宽致命武器山口，同意废除“五种用途”限制，并明确“国营武器工厂民营化”为延伸政策。此外，协议还强调修宪，要求设立两党共同参与的“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起草会议。

合作协议中这二项举措是高市早苗政府所祭出的两大措施，为应对 日本现实面临的紧张地区局势，却因二战后日本宪法限制，难以放手发展国防的矛盾。这二举措分别瞄准日本武器出口受限导致的研发成本高企，以及日本不能在名义上拥有军队的限制。

日本“和平宪法”是什么？

《日本国宪法》中的“宪法第九条”被视为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对外界展现彻底和平主义的姿态，其中明确规定日本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军事能力，即：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与实行，正值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占领日本、全面接管日本内政的战后治理时期。宪法规定日本仅保持自卫能力，也被反对派认为是日本在战后丧失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机会的最大掣肘。这种宪法框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和平形象，却也成为右翼势力眼中束缚国防发展的枷锁，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条，更被视为首要改革对象。

被右翼视为“紧箍咒”的“宪法第九条”

高市早苗对“宪法第九条”的看法与安倍晋三一致，她强调宪法必须根据国际形势或社会变化进行修订和更新，以回应日本当下的需求，称修宪刻不容缓。

她所提及的国际形势，则将日本政府的注意力重新聚集在亚太，或者说是东亚局势。日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在亚太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还包括朝鲜对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军舰下水，以及韩国最近还确认与美国合作，为韩国建造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而在这种日渐紧张的地区局势下，日本则因二战时所背上的军国主义包袱，受到宪法限制不能合法拥有军队，更因限制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进一步丧失研发先进武器的能力，加之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主张美国优先的保守主义政策，令战力不对等导致的强烈危机感日益加强。

这问题如今来到高市早苗手中，推动宪法修改，若能成事，可以预料的是高市早苗可依此推动军备与国防发展。这种对修宪的需求，不仅限于军事层面，还延伸到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

武器出口三原则——以“自废武功”平息争议

日本经济依托美国的战后援助迎来腾飞，最终在1968年成为当时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创下战后经济奇迹。日本的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茁壮，也开始恢复自制武器，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小规模尝试向外界出口武器。

不过这一时期正值越战持续升温，以致美国在1965年派出大批部队直接介入。当时美日缔结《美日安保条约》，而外界担忧日本或因条例有卷入越战的风险。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为平息外界声浪，在1967年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旨在让日本不对共产阵营国家、经联合国决议武器禁运的国家、有军事纷争的国家输出任何武器。日本政府还在越战结束后，回应外界反战思潮，保证对“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外的地区出售武器也将“谨慎应对”。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因应局势变化对武装力量采取的一系列保守举措，尽管回应外界质疑，但也同时让日本进入完全禁止任何武器输出的境地。而日本重工业也因这一关键原因未能整合成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并且日本武器出口市场也因此进一步收窄，所出口的武器也仅能供给自卫队使用，而在自卫队能采购国产武器以及采购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研发武器成本被进一步推高，武器更新换代进展也因此受阻，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武器出口限制的后遗症，不仅影响了日本的军事产业发展，也与自卫队的成立与定位密切相关，成为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另一面镜子。

自卫队的前世今生

自卫队名称来源于日本宪法，这支武装力量的确立目的是仅用于维护日本和平，防御外界对日本的直接与间接的侵略，并在必要时负责维持公共秩序。而《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强调“轻武装、轻外交”，并认为安保依赖美国的情况下无需过多投入。

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日本还不具备成立武装的机会。而真正让自卫队有登台亮相的契机，是在于冷战后不断升高的地区局势冲突风险。1950年6月，韩战爆发，战事更随中国与苏联的介入进一步加剧，而美国因应局势派遣兵介入。日本也在美国要求下成立警察预备队，即是自卫队前身。

1954年7月，警察预备队转为自卫队。日本政府就其合宪性解释，自卫队是“警察预备队”的延续，仅限自卫，并非军队。而到了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并于2015年9月，通过《和平安全法制》就提及了“存亡危机事态”概念，允许日本在这种情形下，自卫队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法案的争议至今日也争议不断，反对人士认为安倍政府利用重新解释合宪性的方式，认定特殊形势下允许出动自卫队，部份人认为突破了“宪法第九条”，也是今次高市早苗回应“台湾有事论”，就所谓特定情况介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时所引发的中日外交争端。

总而言之，从“自废武功”到试图“恢复正常国家”，日本和平宪法在战后走过78年，面临最严峻的修宪考验。最终是继续当“和平鸽”，还是蜕变为“尖嘴鹤”，主动权又交还在这一代日本人手中，但在如今中美大国博弈形势下，日本离不开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最重要棋子，右翼政客为了讨好美国“主子”，恐怕难免要把国家绑上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