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航母打击群抵达、伊朗也宣称严阵以待的紧张氛围下，美伊谈判似乎于无声中开展。

美国这方，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已在此前多次威胁伊朗重返谈判桌、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否则美国的下一次攻击将更猛烈”。其本人也在1月31日证实，美伊之间正在对话与谈判。

伊朗这方，即便此前态度一致强硬，却显然不是没有谈判空间。例如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就表示，对伊朗而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始终是优先选项，“战争既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和整个地区的利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高级顾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Ali Larijani）也在1月31日指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架构正取得进展。

而这显然是美伊双方都想避免“大决战”，以及中东多国共同斡旋的折衷发展。例如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就与佩泽希齐扬通话，强调应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反对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政治分歧；无独有偶，卡塔尔首相兼外长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Thani）也在31日与拉里贾尼举行会谈，旨在“缓和区域紧张局势”。

当然，有鉴于美伊之间敌意深重、谈判存在结构性障碍，双方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动武。例如特朗普就称，美国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将可能的打击伊朗计划告知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伊朗军方也同样警告，美国与以色列不得先发制人对伊朗动武，并强调当前伊朗在导弹、防空及其他防务实力方面相比之前都处于更高水平。

可以这么说，当前的局势和缓，恐怕不是完全的烟硝退散，而是换一种方式山雨欲来。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场兵临城下的谈判展演，其实是几重脉络的复杂交织：美国对于重返中东战场有所顾虑、以色列要求美国“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温和派有意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基本上前两者已经在2023年开始的加沙战争体现无遗，也就是美国不愿情况彻底失控、以色列却持续加开战线；至于伊朗的内部脉络，其实也在这次全国示威中残酷暴露：伊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戳中了以色列与美国的软肋，也就是前者想战却不够力、后者能战却不愿局面失控，只是毫无疑问，伊朗的经济沉疴、政治衰败，也正导致民意愈发不支持政府的对外干预、投资核计划，以及随后与西方的全面对立。

因此，当前紧张其实是各方都被困锁的连环战略困境。对以色列来说，是国家安全神话的一朝破灭；对美国来说，是自己即便远离阿富汗与伊拉克，也还是无法放心撤出中东；对伊朗来说，则是1979年至今的革命成果正在透支，政权也愈发风雨飘摇。

显然，美国与以色列的担忧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伊朗的危机却也同样刻不容缓。而后者的重担，可以说是从1979年起便深入血液、融入骨髓，并且由此导致问题的沉重难解。

1979年后的伊朗经济如何前行？

回顾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经过，其实与同一时期畅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当不同：前者并未将自身与工人或农民阶级连结起来，也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重组策略。虽说神权政府建立在否定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王朝、主张伊斯兰路线的基础上，但观察其后续经济政策，其实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并没有发展出显著的伊朗特色。

首先是1980年代，伊朗政府实施了强硬的反市场政策，例如商品配给制、接管银行和大型企业。这种强烈的国有化力道，背后其实更多是形势所迫、而非意识形态驱动，毕竟1979年革命后，伊朗就发生了严重的资本与精英外逃，又随后经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

到了1990年代初，伊朗政府开始转向亲市场经济，这背后主要来自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掌权后的结构调整；在这之后伊朗又经历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接著过渡到2013年开始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政府新自由主义，以及随后的莱希（Ebrahim Raisi）与佩泽希齐扬混合路线。

但无论是哪一届政府，一个关键始终贯穿伊朗经济：仰赖石油收入。而这个现象很大程度来自革命前的石油暴利，毕竟从1974年到1979年，伊朗的石油收入整体超过一兆美元，可以说是赶上国际油价上涨的高光时刻，经济整体也快速增长。

但在之后10年内，人口成长、油价下跌、石油产量下降共同导致了石油收入的“今时不同往日”，例如在第二次石油繁荣时期（2003年到2013年），伊朗的人均石油收入已经下降到1970年代的四分之一，到了2018年更是只有1970年代的十分之一。

但即便如此，伊朗也还是没有摆脱对于石油经济的依赖。一来，伊朗错过了利用石油红利推行产业转型的绝佳良机；二来，石油收入会助长腐败和反成长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国家整体更不容易进行产业转型。而这种现象既让西方能用制裁狙击伊朗的石油出口，从而重挫伊朗经济，也持续掏空了伊朗的就业市场。

2000年代的石油繁荣尤其典型。这场繁荣同步拉升进口、寻租和裙带资本主义，却也损害了就业，例如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石油收入就让政府得以维持较高汇率，同时刺激廉价进口，结果也就抑制了国内生产和就业。例如2006年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就显示，伊朗经济每年仅新增1.4万个就业岗位，但每年约有7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职位显然供不应求。

可以这么说，出于对石油出口的严重依赖，伊朗经济无论在巴列维王朝或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只要遇上石油收入丰厚就能实现增长，却没有把握转型良机，更因此在西方制裁下自曝其短。基本上2011年制裁导致石油收入锐减后，伊朗经济便开始走下坡。

就业问题则持续为政治稳定埋下隐患。如前所述，即便伊朗有过石油经济的繁荣，却还是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根据2016年到201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5至29岁的伊朗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分别为34.6%和45.7%。这就反映伊朗经济成长模式的深层问题：政府干预下的官僚体系、无所不在的基金会和国有企业，其实共同扼杀了伊朗的私部门发展。

显然，伊朗虽是石油大国，却因为产业倾斜、受到制裁、管理不善，而与“阿拉伯之春”诸国、乃至发展中国家Z世代共享了类似的示威土壤：国家虽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缺乏乘载劳力的就业市场，导致了被剥夺感在青年间普遍蔓延，从而掏空政府的统治正当性。

而这反映的更宏观现象，是1979年革命并未显著改变伊朗的不平等情况。长期以来，伊朗的所得不平等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一直高于0.40，少数低于这一水平的时期，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任内推行能源补贴改革、并发放大量现金补贴后。但这只是表面虚华，而没有改变产业结构深层问题，事实上强调收入均等而非生产力均等，也正是石油民粹主义的象征。

当然，1979年革命不是没有改进城乡差距，却显然在石油经济的饮鸩止渴下缓不济急。而这毫无疑问，是近年伊朗屡屡爆发大型示威、迫使底层民众走上街的一大关键。

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更糟糕的是，伊朗近年的经济问题已不只是阶级不平等、青年失业率高涨，还有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这就导致这场经济动荡本身，不论是规模或深度，其实都是30年前兩伊战争以来后前所未有。

而背后关键，其实就是数十年的经济治理不善，再加上2011年、2018年开始的持续制裁施压。后者尤其关键：制裁会减少石油收入，从而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交易成本，导致外汇储备的持续下降；而只要进口中间产品的供应链受影响，产业就容易受到牵连，从而影响无数家庭和企业的预期，连带削弱支出与投资。

当然，伊朗石油曾经在全球扮演角色，但在页岩油革命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市场正在经历从稀缺到充裕的格局转变，这就导致沙特等海湾产油国纷纷推动“2030愿景”等产业转型；更何况是伊朗这类中型产油国，基本上更多是被冲击对象、而非冲击全球市场的关键板块。这也毫无疑问，是美国可以持续用制裁狙击伊朗石油出口、却不用担心油价上涨的重要背景。

而如前所述，国家统治正当性与社会资本的侵蚀、腐败的根深蒂固，尤其是革命卫队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裙带关系，已经削弱伊朗推行经济改革的能力。即便经历曾经的石油繁荣盛景，伊朗产业的生产力、创新能力也并没有显著拉升，更何况伊朗政府还将大量石油收入用以支持中东的反政府武装、也就是“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而没有有效填补国有企业亏损对政府带來的财政负担，更没有通过扩大税基來弥补支出，而是透过铸币税、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提取资金、向银行定向放贷來填补预算赤字。

换句话说，伊朗金融业其实长期承受“威利狼”（Wile E. Coyote）的风险，也就是挖东墙补西墙虽能保住一时平稳，但银行体系的整体稳定性、货币价值都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然暴跌。高涨的实际利率（即名目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又长期抑制了投资，但在实体经济疲软的现实下，利率下调又容易促使私人储蓄流入外汇市场，从而导致里亚尔贬值并且加速资本外逃。

此外，由于不良贷款金额庞大，伊朗银行体系已实际演变为全国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其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日益加剧，正如持续传出“资不抵债”危机的退休基金，一旦政府放弃抢救，必然损及弱势退休人员的经济福祉、引发更广泛的全国示威，但如果政府拼命抢救，就必然进一步压缩资本支出所需的财政空间。

当然，金融风暴在过去制裁实践之初，还是不可想像的发展，却已在2025年底爆发的示威背景中，逐渐从风声鹤唳扩大为破碎现实：里亚尔持续暴跌跳水，进而触发巴扎商人示威，最终则是引爆全国骚乱的连锁反应，底层上街、学生响应、城市中产与自由派加入，诉求再度上升为推翻政府。

虽说从后续发展来看，伊朗政府再度用枪杆子镇压街头不满，但这种作法其实就像不负责任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只能延缓痛苦而不能解决问题。长期以来，伊朗经历的就是政府债务大幅累积、经济韧性下降、社会资本流失、集中式和分散式腐败加剧、资本外逃、经济衰退、严重干旱与缺水的复合式危机，种种弊病环环相扣，就算移山填海也已缓不济急。

正因如此，伊朗改革派始终希望能从核协议谈判下手，也就是通过纾解制裁暂缓财政压力，避免金融风暴与经济崩溃夹杀政权。只是这条路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当前的核协议谈判其实联动伊朗的战略选择，只要德黑兰继续支持“抵抗轴心”、主打反美路线，基本上就不容易与美国达成协议，如此一来制裁解禁依旧遥不可期，甚至可能被叠加更多重担。

当然，反美路线、推进核计划、支持“抵抗轴心”，基本已经成为伊朗神权政府不可动摇的国策，甚至可说与哈梅内伊的生命、最高领导人生涯紧密相连，或许正因如此，美媒才会传出特朗普有意直接“斩首”的风声，毕竟在当前伊朗的政治环境下，要谈出能让美国、以色列彻底放心的结果，实在难如登天。不过此举显然会带来极高的政治与军事不确定性，再加上周遭国家都无意卷入冲突，特朗普才至今都没有动手。

可是即便这次伊朗逃过一劫，没有遭受美国与以色列的联手打击，问题却依旧存在。过去20年，伊朗经历了经济停滞与政治衰败的相互加乘，宛如苏联时代的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时期，原本有机会修复亟需改革的经济体系，相关改革却因政治原因一再推迟，导致了最终的为时已晚。当前伊朗即便还不到崩解边缘，却已是危机尽显，如果一再错失改革良机，恐怕就很难回避苏联晚期的终极情境：经济问题积重难返、意识形态阵地尽数失守、上层精英抛弃政府本身，最终无可避免走向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