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东战火延烧霍尔木兹海峡当下，红海一侧也同样燃起烟硝：3月28日，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射出伊朗战争以来首枚导弹，标志正式加入这场冲突。

其实早在这一步前，胡塞就已多次向美以发出警告，表示若美国、以色列或中东国家越过其设定的三条“红线”，自己将正式加入伊朗战争，包括：中东国家不与美国、以色列结盟攻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红海对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国家进行敌对行动，以及各方不得持续升级对于“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攻击。

而如今，胡塞显然是往前跨了一步，成为继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后，第三个卷入伊朗战争的“抵抗轴心”板块。基本上，这也某种程度复现过去两年的加沙战争情境：以色列的主战场虽在加沙，却同时受到来自黎巴嫩、也门的“抵抗轴心”南北夹击；正如这次主要作战对象虽是伊朗，真主党、胡塞还是先后参战。

更重要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当下，经红海运输的沙特至亚洲原油航线已经成为重要替代通道。但在过去两年加沙战争期间，胡塞已经展现干扰红海航运的杠杆实力，此时宣布参战，极可能意味支撑全球能源市场的“新生命线”即将中断。

显然，胡塞的入场对于冲突走向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也或许是伊朗面对美国“最后通牒”压力，所展现的另一种“极限施压”。这就凸显德黑兰抵抗美以进逼的多重筹码：除了海峡更有“抵抗轴心”。只不过，经历两年加沙战争摧残，如今的“抵抗轴心”虽要为自身生存奋战，却也要面对处境日渐艰难的现实。

扩大战场的黎巴嫩真主党

首先是备感压力的黎巴嫩真主党。

基本上作为“抵抗轴心”中军事化程度最高的非国家实体，真主党已经在过去加沙战争遭受重创，并在美国、法国斡旋下，选择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虽说这段期间直到2026年2月美以伊开战前，以色列偶尔会有违反停火的行为，烈度却终究没有超越停火之前。

但哈梅内伊（Ali Khamenei）被斩首后，真主党随即在3月2日重开以色列的北部战线，开始大规模对以发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正式介入战争。不过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招致以色列的猛烈报复，也就是以军迅速对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及巴勒贝克等地展开大规模空袭，并将撤离令扩大到利塔尼河以南大片区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同时斩首多位真主党新领导层。

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也开始对于真主党的进一步施压。例如黎巴嫩总理就直接禁止真主党的一切军事安全活动、强调战争与和平决定权只属于国家，并且反复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并让黎巴嫩政府军在南部设立检查站，持续逮捕真主党武装人员。无独有偶，真主党的长期政治盟友阿玛尔运动（Amal Movement），这次也与冲突保持距离，不愿再为真主党两肋插刀。

更重要的是，当前真主党已不复2023年10月前的战力坚强，甚至在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天后，直接失去支撑跨国后勤的战略支点。例如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就已公开承认，真主党丧失经叙利亚获得武器和装备的关键补给线；到了2026年3月，叙利亚新当局更向黎巴嫩边境增兵，宣布要阻止真主党渗入。

显然，真主党在对抗以军进逼时，还面临黎巴嫩政府的同步夹击，在国内的政治与军事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可以说是陷入以色列打击、国内孤立、后勤欠缺的三重危机。不过即便如此，真主党还是没有丧失制造安全压力的能力，只是作战形态从高强度、集中式打击，变成了由地方指挥官主导的火箭弹、无人机、边境袭扰和代理破坏行动。

而这种攻击型态，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3月2日的对以开战：根据路透社3月4日披露，这次真主党对以开战，其实部分高层事先并不知情。这就说明，马赛克化的并不只有伊朗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如此，而这也无可避免导致军事决策与政治系统的持续脱节，走到今日贸然对以开战的多重危机。

当然，真主党的反扑也可能是出于生存恐惧，也就是担忧伊朗真的变天，导致自己连最后靠山都化为乌有。不过就当前效果来说，真主党攻势虽然有替伊朗承担砲火、消耗防御系统的作用，却没有起到“扭转态势”的成效，而是直接扩大了战区，让整个黎巴嫩南部陷入火海，也导致自己在黎巴嫩政坛的尴尬处境。

同样为难的伊拉克

再来是处境类似的伊拉克民兵。

3月2日，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同样宣称，已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无人机，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也遭受火箭弹与无人机攻势，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更是扬言要把打击范围扩大到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

而从美方反应来看，伊拉克“抵抗轴心”的反扑也确实构成威胁，例如美国国务院就在3月2日要求驻伊拉克使团的非紧急人员撤离，显然当地安全风险有所上升。此外，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旧式短程弹道导弹攻势同样会消耗美军防御系统，也就是迫使后者大量发射造价高昂的“爱国者”、“萨德”，导致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高精尖防空武器库存面临见底风险。

更糟的是，这种由伊朗、“抵抗轴心”共同形塑的高压防空环境，其实暴露区域联防体系的脆弱性。例如科威特防空部队就在拦截过程中误击3架美军 F-15战机，后续虽未造成人员死亡，却证明了在导弹、无人机与盟军战机同时进入同一空域的情况下，防空体系的识别与协调难度明显上升。

但与此同时，伊拉克的“抵抗轴心”也面临与真主党类似的政治困境。首先，伊拉克政府反对亲伊朗武装将国家拖入战争，例如总理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就命令安全机构防止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一度逼近美国使馆的亲伊朗示威者，也遭到伊拉克安全部队驱散。

再来，马赛克化现象也同样在伊拉克“抵抗轴心”中出现：这次即便亲伊朗民兵有所行动，却也没有重演过去整齐划一的总动员。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伊朗支援的伊拉克民兵已因多年定点清除、补给线受损、领导层深度卷入伊拉克政治和经济生活，而不再唯德黑兰马首是瞻，甚至这次之所以介入冲突，也或许更多是为维护自己在伊拉克国内的利益与生存空间，而不是无条件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地区决战。

可以这么说，伊朗在伊拉克的相关代理武装，其实早在战前就有“空心化”现象，不是所有组织都愿意“为了伊朗而战”。不过即便如此，这次伊拉克还是没有外于这场战争，因为在部分武装团体看来，这场冲突同样是针对自身生存的重大威胁，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升级，并也因此招致美国的斩首攻势。

可能参与经济焦土战的胡塞

接著是近期宣布参战的胡塞。

基本上与被加沙战争重创的真主党、变天的叙利亚、空心化的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算是“抵抗轴心”中相对保有实力的板块。2024年到2025年间，胡塞因为对红海商船和军船发动袭击，导致了美国与英国的报复性空击，最后在阿曼斡旋下，于同年5月与美国达成了停火协议，明确放行红海和曼德海峡方向的美方目标与美船，但不包括对以色列停火。这就意味著，胡塞既保留海上施压的政治叙事，也在策略上为再升级留下潜在空间，同时也隐约证明：胡塞虽然在伊朗的“抵抗轴心”互联网内，却更多按照也门战场和自身成本收益来决定升级节奏。

由此来看胡塞至今的介入方式，或许就能理解一二：导弹发射频率稀少，但封锁红海的威胁言之凿凿。胡塞显然知晓过度介入冲突，可能引发美国又一轮轰炸的潜在风险，此外随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成功压倒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也门防长塔赫尔·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在近日宣布，“行动方向正朝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推进”，暗示政府可能发动地面攻势，以收复胡塞武装控制区。如果胡塞此时深度卷入冲突，有一定可能会让后方暴露在也门政府军的攻势下。

因此，胡塞的介入重点其实不在形成新实战主轴，而是将自身形塑为伊朗筹码中的潜在变数：一旦把现有表态兑现为对于红海、曼德海峡或相关航运目标的实际行动，就能持续放大红海—阿拉伯海—海湾航运体系的不确定性，并对外部各方形成额外牵制。

换句话说，对胡塞来说最可行的操作，还是把战场压力尽可能转化为航运、能源和保险成本，强化非对称的“经济焦土战”。而只要伊朗持续干扰霍尔木兹海峡，叠加胡塞对于红海的反复袭击，就有可能迅速推高全球能源、航运和航空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局部冲突的成本外溢到全球贸易与能源市场。当然，如此操作诉诸的，还是让美国、以色列等对手付出更高代价，而不是在正面战场取得决定性战果。

整体来看，从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到胡塞，各方都要面对加沙战争至今，伊朗作为中枢受到重击，“抵抗轴心”也被严重削弱的生存困境。平心而论，在这次战火焚烧、叙利亚也已变天、多位资深领袖被斩首的背景下，“抵抗轴心”未来不太可能回复成德黑兰高度统筹的跨国联盟，而是更可能演变为依托本土资源、走私网络、低成本无人机和有限火箭能力，来维持活动的自治化武装集合体。这种变化虽可能削弱“抵抗轴心”发动大规模协同作战的能力，却也意味外部力量更难通过摧毁单一中枢，来彻底毁灭整个互联网。

可以这么说，“抵抗轴心”原本是伊朗对于众多阿拉伯国家破碎地带的间接统治，但2023年开始的一系列变局，其实已经重创“抵抗轴心”的指挥控制结构，并让构成网络的三大支柱应声而断：最高领袖的意识形态权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后勤协调、通过叙利亚的地理连结。甚至哈梅内伊的逝世本身，更是意味“抵抗轴心”的精神连结不复存在。

当然，指挥结构的崩溃并不必然走向毁灭，却更容易衍生支离破碎的混乱。如今的“抵抗轴心”当然还是伊朗的可用筹码，却也不得不为自身生存考虑挣扎，这就导致不同阶段的升级降级，都变得更加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