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伊谈判胶著当下，伊朗的军方人事异动引发外界关注。

8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办公室公布，任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前总司令雷扎伊（Mohsen Rezaei）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从3月到8月担任此职的佐勒加德尔（Mohammad Bagher Zolghadr），后者则转任为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而在佐勒加德尔前，这一职位由拉里贾尼（Ali Larijani）从2025年8月起担任，直到今年3月在美以联合空袭中遇刺身亡。

此外，穆杰塔巴还在10日任命6人分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以及民兵武装“巴斯基”（Basji）的高层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希（Ali Abdollahi）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以接替2月28日因美以空袭身亡的穆萨维（Abdolrahim Mousavi）。伊朗陆军准将海达里 （Kiumars Heidari），被任命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革命卫队准将瓦希迪（Ahmad Vahidi）获授少将军衔，正式出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接替亦于2月28日丧生的帕克普尔（Mohammad Pakpour）；至于副总司令则由少将伊扎迪（Mostafa Izadi）出任。

另外，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兹马伊（Ali Ozmaei）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接替3月因以军空袭死亡的坦格西里（Alireza Tangsiri）。民兵武装“巴斯基”则由革命卫队前情报机关负责人塔伊布（Hossein Taeb）出任，以接替3月丧生原指挥官苏莱曼尼（Gholamreza Soleimani）。

整体来看，这些调整反映伊朗经历战争爆发、最高领袖更迭、谈判反复的内外震荡后，对于军事指挥体系的重新整顿，以及对于谈判走向的可能透露：除了雷扎伊始终坚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外，6位新任命的军事高层也都位列美欧制裁名单。

正因如此，这次军事高层任命被解读为强硬派的“更进一步”，不仅以色列对此强烈批评，伊朗强硬派也出现了庆祝声音。不过这是否能够预示谈判未来走向，或许需要更多探讨。

展示权力或需要支撑？

首先从伊朗的内部视角进行观察。基本上不论是任命雷扎伊或军方新高层，都展演了穆杰塔巴的权力思维，或至少反映大规模示威与战争冲击下，伊朗内部的权力格局更迭。

其中，阿卜杜拉希、海达里的拔擢，似乎反映军队运作的新变化。关键在于，这两人原本就职于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Khatam al-Anbiya Central Headquarters），也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作战司令部，如今则是被共同调动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在伊朗的制度设计上，总参谋部是伊朗最高军事协调机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则是在战时扮演更具作战性的角色，负责协调不同军种的军事活动。因此，这次调动可能反映伊朗的军事指挥权集中化趋势，也就是借由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总参谋部的人员调动，进一步统整国家战时军事和进攻活动。

当然，这一趋势也不是战争爆发后才出现，毕竟阿卜杜拉希此前就曾担任总参谋部的协调副部长、伊朗警察部队副司令，而海达里在2025年底进入哈塔姆的指挥体系前，也曾担任正规陆军司令长达7年。因此，海达里的任命其实也能反映另一种伊朗军事平衡逻辑：保留正规军高级官员在领导层高层的影响力，而非由革命卫队彻底垄断。

而如果阿卜杜拉希、海达里的任命标志著战时指挥体系的集中化，那么由塔伊布接掌巴斯基民兵，或许就凸显伊朗高层对于国内维稳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战争持续、经济压力加重的背景下。

此前，塔伊布就曾在2009年大选引爆示威后，领导巴斯基武装维持国内秩序，之后又领导革命卫队情报组织长达13年，直到2022年被解职。而在伊朗的制度规划内，巴斯基除了具备战时民兵的动员功能，更是遍布大学、工作场所、社区和国家机构的特殊组织，在监视、政治动员、镇压示威上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如前所述，塔伊布的“回锅”应该反映战争与封锁持续下，伊朗经济的持续恶化、不满舆论的反复涌动，以至高层认为必须未雨绸缪，开始通过巴斯基筑起第一道防火墙，以免2026年1月的大规模示威迅速卷土重来。

再来是瓦希迪由革命卫队代理司令，正式晋升为革命卫队总司令。整体来看，这直接反映了强硬路线的延续，因为瓦希迪的履历涵盖了伊朗的对外军事行动与国内镇压，包括曾经担任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高级职务，以及在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执政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在莱希（Ebrahim Raisi）执政期间担任内政部长。

而雷扎伊的回归，则可能是塔伊布、瓦希迪的综合，也就是既反映强硬路线的延续，也凸显穆杰塔巴对父亲时期安全人马的依赖，而且带有世代传承感。

回顾雷扎伊的历程，其先是在1981年到1997年担任革命卫队司令，当中包括两伊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之后才转身步入政坛，开始担任一系列高级国家职务，包括在最高利益委员会任职、多次竞选总统，并在莱希执政期间担任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此次接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前，也已在3月被任命为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

而如前所述，不论是雷扎伊或其余6人的新任命，其实都彰显一个现象：在穆杰塔巴就职后的首次重要任命中，这位新最高领袖并没有提拔新一代官员，反而是拔擢了已在军事、政治机构中耕耘了几十年的老将，尤其是瓦希迪、雷扎伊、塔伊布，这三人基本上在穆杰塔巴正式任命前，就已经在现行结构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这就会延伸出一个巨大疑问：这次人事异动究竟是穆杰塔巴彰显自身权力、遂行控制的工具，还是掌权所需、依靠控制的体制本身？说得更直接，穆杰塔巴究竟是要借此展演权力，或是在这些人物势大的背景下予以“正名”，真正内情或许需要更多时间以待验证，尤其是在外界对於穆杰塔巴状态始终充满猜测、伊朗内部围绕谈判立场不一的背景下。

对于谈判的正反影响

而这次人事更动当然也会牵引各方对于谈判走向的评估。

首先，被雷扎伊取代的佐勒加德尔，其实只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就职5个月，对这一重要职位来说，这无疑是个异常短暂的任期。

因此这项更迭直接在伊朗内部激起涟漪。例如与极端强硬的伊斯兰革命稳定阵线（Paydari Front）有关的媒体Raja News就称，佐勒加德尔的被撤职证明，“总统并非所有事情都与最高领袖协调过”；强硬派议员、公开反对谈判的著阿米尔-侯赛因·萨贝提（Amir-Hossein Sabeti）同样称，这暴露最高领袖对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的不满。

当然，伊朗官方未对佐勒加德尔的离职给出任何解释，前述说法其实也无法证明谈判分歧是关键原因。不过倾向改革派的Rouydad24网站称，反对谈判的强硬派正试图围绕这次改组构建一种政治叙事，那就是国家立场在停火谈判期间出现分歧，而现在力量平衡已经向强硬派倾斜；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密切的努尔新闻社（Nour News）也表示，雷扎伊的任命可能标志著“国家战略治理新方法的开始”，但也驳斥了将这次异动描绘为佩泽希齐扬政府与领导层权斗的说法。

其实最关键证据，或许还是要回归这些要角的本身立场。此前伊朗媒体已经报道，6月《伊斯兰堡协议》签署时，作为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的瓦希迪就已表示支持，委员会的几乎所有其他成员也都支持协议。

而雷扎伊本身即便立场强硬，却也没有直接反对谈判。在早前接受伊朗劳工通讯社（ILNA）采访时，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应该进行谈判，但自己反对的是在谈判进行期间维持停火，并称暂停战斗会给敌人重建部队的机会。从这个视角来看，雷扎伊与佩泽希齐扬政府的主要区别，或许不在伊朗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而是谈判的条件，以及军事压力与外交手段是否应该并存。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伊朗近期敢于进行有限度的“主动出击”，包括打击伊拉克路尔德斯坦地区、让也门胡塞持续袭击沙特。

而伊朗的保守派报纸《法希赫特甘报》（Farhikhtegan newspaper）同样反对某些强硬派的论述，也就是将伊朗的选择简化为要么让步、要么继续战争。这派立场其实也就与雷扎伊的本身观点相共鸣：批评了认为可以通过让步、尤其是移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而将冲突转化为和平的声音，也批评了仅从军事角度看待冲突，并将战争视为唯一解决方案的立场。

当然，这种操作本身，究竟是毫无意义的让步拖延，还是可能擦枪走火引爆更大冲突，又或是能够获取控制海峡的完美平衡点，其实都还在未定之天。伊朗前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的顾问赫萨莫丁·阿什纳（Hesamoddin Ashena）就对此在Ｘ上公开示警，“因为你连一次分析错误都不允许犯，因为国家将为你的分析错误付出代价，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

无论如何，这次充满解读空间的战时人事更迭，已经在伊朗激发更多讨论。强硬派认为政治形势已经向自身倾斜，可是雷扎伊等人的过往言论同样表明，这群新高层的真实立场或许更为复杂：既支持谈判，也重视在谈判进行期间保持军事压力。正因如此，一些伊朗评论员与分析同样认为，这次人事调整最终可能会加强与美国达成谅解的内部正当性，而不是彻底关闭外交大门。

当然，在伊朗战争牵涉美国、以色列、伊朗，以及海湾国家与大量“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板块的背景下，谈判的未来走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战争究竟会在“不和不战”的灰色地带徘徊多久，又是否会在一联串擦枪走火后失控升级，其实取决于所有行为者的共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