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完吉尔吉斯的上合峰会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9月1日抵达埃及，开展对埃国事访问。

而也就在同日，习近平在埃及的《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了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表示这是自己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二次到访埃及，而10年前首访时自己与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共同揭牌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如今正为当地带来大量投资和就业，助推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习近平也在文章中提到，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也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而这同样反映在习近平这次出访的一系列成果上。

首先，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慧、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再来，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著，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在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等方面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塞西也接受邀请并允诺在方便时访华。

显然，以经贸为基础、发展为经纬，中埃关系走过60年代革命外交后，已在近年迎来全新面貌，并将持续探索新方向。

埃及国家资本主义3.0

而这些发展，并不只受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拉力牵引，也来自埃及自身的政经脉络需求。回顾2013年，随著塞西政权带领军政府重新掌权，两大因素共同塑造了埃及的对外战略。

首先是埃及与美国的信任危机。2013年军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后，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便始终取态模糊，虽说为避免触发美国法律中停止对埃援助的机制，美国并没有正式认定军方的行动构成“政变”，但最终还是暂停向埃及交付一系列关键武器系统。当然，这一发展也不只受政变触发，而是牵动人权、民主化等美国援助附加条件，以及为维护以色列的“品质军事优势”（QME）政策而设定的武器销售限制。而也正因如此，规避与美国伙伴关系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一大重点。

再来是埃及的政治经济转型需求。后革命动荡下的政治格局，伴随著一系列复杂国内和区域危机，改变了政权的发展模式与合法性叙事，也就是塞西政府持续强调的“拯救埃及于崩溃边缘”叙事，同时辅以国家高度干预的埃及经济发展转型愿景：由政府大规模出资建设一系列国家级大型项目，埃及军方则是主要执行机构。

例如苏伊士运河扩建工程于2014年至2015年间完工，位于开罗以东的新行政首都（NAC）建设是该计划的旗舰计划。整项专案涵盖了众多领域，包括公共基础设施、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城市发展、土地开垦、农业综合企业。与此同时，埃及政府的论述也持续强调，项目的价值不仅在于驱动经济成长，更重要的是奠定国家转型。而这也正是塞西反复提出建立“新共和国”，官方更是持续提及“埃及2030愿景”的重要背景。

而这两大因素的交互作用，就会牵引出埃及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埃及国家资本主义3.0”。

塞西掌权下，融合新自由主义改革、强大中央政府的资本主义模式兴起，埃及也持续通过各种大型计划来吸引外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而这种模式在埃及的一大特征，就是军方取代了传统上主导公共投资项目的私营部门和国有民营企业。

这就凸显了埃及经济模式的转变：从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时期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埃及国家资本主义1.0”；到萨达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强调私部门驱动成长，作为“埃及国家资本主义2.0”；再到如今的军方主导规划、管理和实施政府庞大的大型计划，私部门则从属的“埃及国家资本主义3.0”。

可以这么说，美埃关系的不确定性、支撑埃及政权的军事主导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交汇，驱动了埃及对外策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华盛顿作为军事伙伴的不持续可靠，以及由此可能对国防规划产生的长期影响，都会凸显对冲美埃关系波动风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镶嵌在“国家资本主义3.0”下的大型计划，又会促使埃及寻求能够满足战略投资和资本需求的经济伙伴关系。这些需求无法仅靠受制于埃及金融市场的国内私部门来满足。况且，军方持续扩大的经济角色，同样会对埃及的对外经济关系提出特殊要求：埃及将优先考虑能够适应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的伙伴关系，来支持军方的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契合埃及发展需求

而显然，过去10年的中埃关系发展，已证明“一带一路”与埃及“国家资本主义3.0”模式的相互契合。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埃及可以在两个意义上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合作伙伴。首先，在北京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苏伊士运河正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航道，而有鉴于中国近90%的国际贸易量和约60%的贸易额都要通过海运完成，埃及在全球海上贸易关键合作伙伴的地位也因此上升。

再来，“一带一路”也意在扩大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特别是通过引进技术专长和产品。而埃及庞大的GDP、青年人口以及各项贸易协定，正好可以做为进入非洲市场、取得重要资源的切入点。

正因如此，2016年12月，塞西与中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后，中埃关系就在政经领域持续推进。

2017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埃及的投资激增317%，尽管2022年中国对埃及的直接投资（9.56亿美元）仍低于同期下降31%的美国对埃及直接投资（23亿美元），却毫无疑问是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埃及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扩大了与中国的合作，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埃及政府的大型计划中，包括物流、工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

而苏伊士运河就是当中代表。从数据来看，这条运河贡献了埃及约5%的GDP和10%的GNP，毫无疑问是重要外汇来源，其现代化建设也因此成为埃及的国家优先事项；而对于运河的最大用户中国而言，这条水道是通往欧盟的门户，促进了近64%的中欧贸易，并提供了比陆路更经济、更可靠的替代方案。

因此，从埃及于2015年启动的苏伊士运河经济区（SCZone）开始，截至2024年埃及已吸引了超过3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当中包括位于苏伊士经济贸易合作区内的中埃科技开发区（TEDA）超过17亿美元的投资，且开发区本身正是以中国的天津科技开发区为蓝本，目前已经成为中埃产业合作的基石，促进了技术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科技发展也是中国在埃及经济议程的关键工具，尤其是光纤电缆与5G互联网这两项关键技术。从埃及本身的视角出发，中国科技公司在品质和成本方面颇具竞争优势，因此中埃早在2024年就签署协议，投资1,500万美元建造一座光纤电缆工厂，年产300万公里电缆，并将40%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中东和非洲。与该工厂配套建设的还有由紫光集团牵头的3亿美元技术投资基金，该基金将开发云端服务、资料中心、电子芯片设计以及针对阿拉伯语产品的AI（人工智慧）应用。同年，华为被选中负责埃及5G互联网的部署。

有趣的是，尽管华盛顿警告埃及不要采用中国的5G技术，但埃及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仍在继续。

不稳定的美国正为中国创造空间

而这就会回到埃及与美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整体来看，这种关系的持续波动，同样会为中埃关系创造空间，如今更已超越“一带一路”原有的制造业、市场属性。

例如，由于前述的美埃军事关系裂痕，埃及被迫要对国防规划进行重新评估，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实现军事采购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因此，在塞西政府上台后，埃及开始将大量军售交易转向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关键的国防需求，也是为了规避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并维护战略自主性。

从数据来看，2013年至2023年间，埃及降低了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美国武器仅占其国防进口的23%，但前十年这一比例高达75%。与此同时，埃及成为全球第三大俄罗斯武器进口国，军购额成长超过44%，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中国军事装备买家。

其中，无人机领域尤其关键。截至2018年，埃及约占中国全球无人机销售额的15.5%，是中国无人机的主要买家之一。这背后除了性价比外，当然也源自埃及自身需求：翼龙无人机能增强监视和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反恐行动方面，为开罗提供了经济高效、部署迅速且相对先进的多用途系统。近期更有报道指出，双方正朝著联合生产无人机的方向发展。

除了无人机，北京也向埃及提供了各种导弹系统。甚至也有报道称，埃及空军已表示有意采购中国歼-10C（J-10C）多用途战斗机。当然，与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埃及与中国的国防合作仍然有限，但以上种种已经表明，埃及正在逐步调整自己的军事采购组合，并希望利用中国技术来弥补此前美国军事援助的限制。

而近期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8月中到9月上旬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Eagles of Civilization exercise）联合军事演习。早在去年4月17至5月4日的首次中埃文明之鹰演习时，中方就派出歼-10C战机、空警-500（KJ-500）预警机和运油-20（YU-20）加油机，是中国空军首次派遣综合编队到非洲联合训练；到了2026年，这次更是中国派出歼-16（J-16）战机与各型军机赴埃及参与演习。对北京而言，前往埃及的近9小时航程表明中方能将战机、加油机和支援飞机一起投送到数千公里外，并在抵达后做好作战准备；对埃及而言，演习使其有机会接触到另一重要军事伙伴，推动更进一步的军售乃至军演规划。

而这就会连动西方近年对于中国的巨大焦虑：伴随“一带一路”开展的全球港口经营，中国是否也正进行军事布局？在埃及的案例上，其实就是西方分析反复探讨的：除了军售，中埃的国防合作会否带来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而这种讨论的背景，当然也奠基在中国对于埃及港口的经营。

除了苏伊士运河，中国企业的投资也已拓展至埃及的港口基础设施，反映了中企在海上丝路关键节点的参与趋势，包括中远海运、和记港口等国有与私人企业都体现了相关参与。其中，仅和记港口一家，截至2022年8月，就已在埃及投资超过15亿美元，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处理埃及约60%的对外贸易）的运营以及阿布吉尔海军基地的货柜码头。

当然，这些经营无关军事部署，却已经引来美国的注目。虽说对华盛顿来说，开罗与北京日益密切的关系，其实并未挑战美埃伙伴关系的核心原则：埃及的地区政策导向（尤其是在对以色列问题上）必须亲美，美国也必须支撑开罗作为地区稳定的军事力量。但中埃关系近年的显著发展，尤其是在科技和国防领域。还是会让美国生出担忧：即便埃及与中国没有达成全面战略联盟，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还是可能影响美国与埃及的安全利益。

不过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中国对埃及的多元伙伴关系的处理，同样考量到了美埃关系的固有限制，那就是北京其实并不寻求用“中埃关系”竞争“美埃关系”，而是希望建构一种独特的伙伴关系，既维护自己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利益，也确保与阿拉伯重点国家的政治关系，从而巩固北京在中东的地位。且有鉴于北京在中东区域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有限，中东地缘政治的棘手问题既不会对中埃关系造成损害，也不会对双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展望未来，中美埃关系仍会在微妙中持续前行：埃及将持续依赖西方的财政支持、维持与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力求从与中国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三国互动或许就宛如搭建金字塔，既要大刀阔斧的意志，也讲究平衡的计算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