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父系男性继承”被视为不允许女性天皇的依据，但这其实并非日本的“传统”。过去日本家庭的一大特色，正在于不拘泥于父系继承的弹性。本文将探讨日本社会的多层次传统与身分认同。

排除女性天皇的可能性

2026年7月17日，在社会舆论两极分化之际，《皇室典范》修正案正式通过，引发了批评与讨论。正如二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1条所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也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地位以拥有主权的全体日本国民之意志为依据。”换言之，拥有主权的是国民，天皇并非拥有统治权或政治代表权的君主。在君主立宪制中，日本属于君主实权较弱的象征君主制。另一方面，日本与一般君主制相同，皇位采世袭制。《日本国宪法》第2条规定：“皇位采世袭制，并依国会议决之《皇室典范》规定继承。”

问题就在这里，《皇室典范》第1条规定：“皇位由属于皇统的父系男性继承。”也就是说，女性不得继承皇位。其实，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8位女性天皇，前后共计10代。然而，明治维新后制定的《皇室典范》却禁止女性继承皇位。二战战败后，日本公布了新宪法，但并没有一并更改《皇室典范》的这项规定。

如今皇室也面临了少子化的问题，现任天皇只有爱子内亲王殿下一个女儿。目前的皇位继承人为天皇陛下的弟弟及其儿子，也就是天皇陛下的姪子，但仅倚靠这两名男性，未来的皇位继承仍旧令人担忧。因此，此次修法的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开放早已离开皇室、成为一般民众的远亲旧宫家男性，也就是“父系男性”，透过收养成为皇族。另一项修法则是让女性皇族在婚后仍可保有皇族身分，但在此情况下，其丈夫与子女仍维持一般民众身分。换言之，不仅女性皇族本身无法继承皇位，她们的后代也同样没有继承皇位的机会。

从民调结果来看，《皇室典范》修正之后，内阁支持率随即下滑5至11个百分点。即使是立场较为保守的《读卖新闻》所进行的调查，也可看出民众对于此次修法的不满，其中高达85％的受访者“赞成”再次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继承皇位。再者，爱子内亲王殿下原本就深受日本民众喜爱。

那么，针对日本天皇的皇位继承问题，海外媒体是如何报导的？在社群媒体上又受到了什么样的评价呢？就我所见，不少留言对此感到难以置信，直呼“How old-fashioned!”、“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并批评日本至今仍存在性别歧视。也有人表示：“If women can hold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there is no compelling reason why Princess Aiko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imperial succession.”（既然女性都能担任首相了，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把爱子内亲王排除在皇位继承之外）。借此讽刺这次修法竟是由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所推动。

不过，也有人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主张：“Let some countries keep their traditions. Not everything needs to be modernized.”（应该尊重各国的传统，并非所有事物都需要现代化），认为应该尊重日本文化，并且避免以西方观点批判。支持此次修法的日本论者们也同样强调日本的传统。他们的依据在于过去日本确实曾有女性天皇（古代6位、江户时代2位），但她们都具有父系皇室血统，历史上并未出现过母系天皇。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即使是父系女性天皇也不应允许，因为这可能进一步让母系天皇也能继承皇位。

不拘泥于父系继承的弹性

我自己一直认为，将父系制度（父系继承）视为日本传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而让皇位改由父系继承，更是在推动“皇室的中国化”。

前面没有提到，其实我是一名家庭社会学者，长期运用历史人口学，研究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初期的家庭。当时大约每5名男性之中，就有1人被其他家庭收为养子。而成为养子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后来与养父的女儿结婚，成为“婿养子”。所谓婿养子，就是透过母系延续家族的“母系继承”方式。当家中没有适龄继承家业的儿子、但拥有女儿，就招养子入赘；如果儿女皆无，则收养一般养子。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已形成一套固定的规则。而且即使是一般养子，也可能从母系亲属中收养，甚至收养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可以说，这种不拘泥于父系血缘的弹性，是日本家庭的一大特色。中国与韩国人对此往往感到惊讶，因为该地遵循的是“异姓不养”，也就是不收养不同姓氏的人。换句话说，原则上只能从同姓的父系亲族中选择继承人。

或许有人会认为，江户时代的农民等一般百姓可能比较随便，但武士应该有所不同。这里也一并介绍坪内玲子教授的《继承的人口社会学——谁继承了“家”》。这是一部以历史人口学方法，对各藩编纂的藩士家谱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据说当时的武士以长子继承为理想原则，而本书关注的则是在没有儿子时所采取的“替代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在符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这项人口学条件的家庭中，约有60％至70％会为女儿招婿养子；相较之下，收养一般养子的比例仅约10％至20％。由父系男性继承家业的父系规范，即使在武士阶层中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

如今，高达85％的民众赞成允许女性继承皇位，并不只是因为爱子公主深受欢迎，更是世代相传、深植于人们生活中的传统使然。

走向“父系”的同时，仍保有“双系”传统

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吧，历史人口学家埃玛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推测，欧亚大陆原本普遍为双系制社会。所谓双系制，既非父系制也非母系制，而是同时追溯父系与母系血统的社会。一般认为，古代日本的氏族也具有双系制的特征，不仅卑弥呼是女性，古坟墓主中也有相当比例为女性，奈良时代的天皇更有一半是女性。然而，在大陆中心地带发展起来的中国、印度、西亚等大型文明中，父系制度逐渐发达（据说也可能是因为更适合战争与侵略），并进一步侵略或影响双系制社会，使双系制社会逐渐被推往大陆周边地区。据称，这正是世界家庭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而我在深入阅读亚洲家庭研究的相关文献后，也得出了相同的历史观点。

日本在引进中国律令制度的同时，氏族也逐渐转向父系。不过，平安时代的贵族婚后仍维持居住在妻家的习惯，藤原家以及镰仓时代的北条家等，母系的影响力也相当强，因此这样的转变十分缓慢，更从未完全普及至一般百姓，双系制的传统也就一直延续在平民的生活习惯之中。当一个社会试图仿效先进文明，往往都是上层阶级最先受到影响。上层阶级的习惯与一般百姓有所差异时，若因此就认为上层阶级才代表传统，甚至对此格外推崇，恐怕是一种误解。

在中国文明的强势影响下，被推向“父系”的并不只有日本。朝鲜半岛直到高丽时代（10至14世纪）仍维持婚后居住在妻家的习惯，但到了朝鲜时代（15至19世纪），社会迅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为了维持父系血统的纯粹性，不仅将寡妇再婚视为禁忌，有时甚至鼓励她们自尽。相较之下，同一时期的日本，离婚与再婚仍相对容易。日本因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并未受到如此直接的影响，因此与位于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一样，在逐渐转向父系的同时，仍持续保有双系制的传统，而这正是两地的独特之处。欧洲曾有女王，日本也曾出现女性天皇，正是这项特征的证明。

皇室走向父系，等同于“中国化”

对于日本的身分认同究竟何在一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者，将“大和心”视为与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唐心”相对的概念，并强调日本有别于中国，“女性一系也可自成一脉”，正是日本的传统。相较之下，基于儒学立场的水户学则主张澈底采行父系制度。过去一直被视为“天皇”（首位女性天皇）的“神功皇后”，也是由水户学者提出应改列为“皇后”。明治维新后，对政府较具影响力的是水户学，因此《皇室典范》最终将过去并不存在的“由父系男性继承皇统”明文订为规则。此外，对于亟欲提升军事力量等国力的近代国家而言，“男性天皇”也正符合所需。明治天皇一改江户时代以前典雅的日式装束，换上西式军服，以骑马的形象示人，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人格化象征。

一个社会的身分认同并非单一且一致。从亲族结构所呈现的基层结构，到后来受到大型文明的影响，再到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新建构，不同时代所留下的社会特征彼此交叠、相互影响，共同形塑出一个社会的身分认同。

如今各国的“保守派”，往往倾向从与宗教相连的大型文明中寻找自身的身分认同，但令人忧心的是，这些文明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父系制度，也就是带有男尊女卑的色彩。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因此才会将前所未有地强化皇室父系继承的制度正式纳入法律。然而，对日本这种位于文明边陲的国家而言，这却形成了一种两难。皇室进一步走向父系，等同于“中国化”，也意味著在当前动荡的世界秩序中，主动将自己定位于“中国文明圈”。日本从中国文明吸收了筷子、豆腐、汉字、文学等许多事物，但这并不代表连男尊女卑与专制统治在内的一切都想全盘接受。与其单纯以“文明圈”来界定自身，不如将目光转向自身社会中多层次的传统，并意识到在不同层面上，也可能与不同的国家群体有所连结。面对如今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的时代，这样的思考方式，或许更有助于日本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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