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世间有些事情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对于9月8日晚逝世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评价，正是如此。

董建华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首任特首，他负责探索和落实香港过去从未有过的政治实验——“一国两制”。他确保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平稳过渡，积累了“港人治港”的实践经验，谋划了事关香港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但可惜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SARS疫情与2003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基本法》23条立法的叠加影响下，本来任期应该到2007年的董建华选择在2005年辞职，留下中途黯然下台的遗憾。然而在时隔多年的今天，在重新审视香港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之后，其实会发现董建华是一位有远见、有改革意愿、胸怀香港和国家的特首。

香港开埠以来，长期被英国人管治，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随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施，董建华成为首任特首。这意味着董建华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并无现成答案可以照搬，而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董建华任内，香港尽管遭遇亚洲金融危机、SARS疫情的冲击，但总体保持了回归后的平稳过渡。董建华推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引入和兴建迪斯尼乐园，积极促成CEPA和自由行，提出发展创新科技，为香港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辞去香港特首后，董建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中美外交事务，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另一方面关心香港繁荣稳定，牵头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从事政策研究和倡议。

在董建华的特首生涯中，有三件事尤其值得今天的香港深思。第一件事是他关心香港土地和住房问题，曾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目标是十年之内让70%的香港居民自置住房。这可以说是香港回归之后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当初董建华及其继任者能成功实施“八万五建屋计划”，香港将有希望像新加坡那样成为全球大城市的“居者有其屋”的榜样。然而遗憾的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八万五建屋计划”以失败告终，自此之后香港住房问题不断恶化，既让香港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之一，又严重侵蚀香港的发展前景。

第二件事是董建华把香港建成创新科技枢纽的设想。董建华早在20多年前便已经意识到香港需要在金融之外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认识到创新科技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意义，他提出发展创新科技与建设科学园、数码港。后来的历史证明，包括数码在内的创新科技对于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然而董建华的设想并不成功，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第三件事是董建华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这本来便是《基本法》留给香港的责任，如果香港能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主动完成23条立法，一定十分有利于增进北京对香港社会的政治信任，从而有利于拓宽香港的政治空间和提升香港的民主成分。政治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立足实践，任何进步的设想只有考虑现实，才能长久可持续。“一国两制”具有弹性空间，北京和香港的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香港人在意的政治空间、民主成分与北京的信任密不可分。董建华多次说过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对国家和香港关系的理性总结。

然而在一连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如亚洲金融危机、SARS疫情的冲击让港府声望受挫，比如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人心回归问题未解决，以泛民主派为代表的港人对23条立法存在疑虑，比如不少港人对复杂的政治现实缺乏认知，忽略“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古老道理，比如港府在推动23条立法过程中的策略、方法存在不足，让董建华任内的23条立法失败，从而影响北京和香港社会的互信，为2019年修例风波及其之后的港版国安法、选举制度大幅修改、23条立法埋下伏笔。

以今天眼光来看，20多年前的董建华能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和发展创新科技，其实已经抓住香港深层次问题的核心，已经看到产业发展规律。他以《基本法》23条立法来增进北京对香港社会的信任，显示出他懂得现实主义的政治道理。然而他时运不济，任内遇到亚洲金融危机、SARS疫情，政治声望受挫。政策的实施与改革不能只有好的愿望与设想，董建华缺乏应对、驾驭香港波谲云诡的政治现实和社会态势的能力、谋略、方法，以至于壮志未酬，让不少人为他扼腕叹息。董建华已经离世，他的远见、改革意愿、发展蓝图、胸怀香港和国家的情怀对今天香港具有启发意义，他的遗憾、不足、未竟之业是今天香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