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香港外卖市场需要竞争，竞委会不容大平台以苛刻的合作条款封锁小型平台的生存空间。那边厢，京东大举进攻内地外卖市场，与美团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饿了么正面交锋，狂烧百亿补贴争夺市场份额。

从内地经验看“烧钱”：监管缘何介入价格战？

正如上篇文章提及，外卖市场具备网络效应，餐厅和用户数目相辅相成。所以，降低佣金，补贴用户，甚或双管齐下，是外卖平台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但内地的价格战已经令到外卖行业陷入“送一单，亏一单”的恶性竞争，市场监管总局不得不督促平台合理控制补贴，避免冲击正常价格体系。

早于前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根据《反垄断法》颁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其中的第15条明文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若然没有正当理由，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而证明理由的责任在企业本身。

随着今年外卖平台大打价格战，市场监管总局和发改委亦就《价格法修正草案》咨询公众，有意禁止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或者强制其他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除非有正当理由。与此同时，修例还打算将适用范围从原本的商品扩展至服务，并且禁止经营者利用数据和演算法“从事不正当价格行为”。

传统准则失效？　定义“掠夺性定价”的全球挑战

事实上，今时今日要判断企业是否构成反竞争的“掠夺性定价”，本来就不容易。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于2020年的报告指出，数码平台的边际成本往往接近零，难以用传统的“价格低于平均变动成本”来测试。更重要的是， 现在科技平台可以一边实施蚀本价，但另一边靠其他市场来赚钱，又或者长年承受亏蚀，因此不像传统的掠夺性定价那样，在独大之后提升价格。

举例说，最新收购了Deliveroo的美国外卖平台龙头DoorDash，过去每年亏损以亿美元计算，但成功在美国多个城市维持六成甚至七成的市场占有率。其成本主要都是变动成本，例如是给予外卖员的报酬，因而由订单数量来决定。连年亏蚀意味定价低于平均可避免成本很可能是常态，但与此同时，止蚀或者调整价格也是随时的事。这是为什么美国反垄断界有意见认为，应该放弃原本“掠夺性定价”的准则，不再需要证明经营者是否打算在独大后加价，而是只要其市场份额达到四成或以些，而且大量交易定价低于平均可避免成本，则应该由其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而非试图垄断。

“先烧钱、后收割”是否构成反竞争定价，或许已够复杂，更复杂的是演算法年代的定价可以极其仔细，同时又非常隐蔽。如果演算法可以分析每名用户的支付意愿，平台企业就不用整体割价，而只须针对少数游离用户提供蚀本价，同时对忠诚用户维持合理价格。这样的掠夺成本将明显减少，但同时能够做到扼杀对手的效果。若然要对症下药，这自然牵涉演算法如何制定，以及是否要强制平台公开。目前欧盟的《数位市场法》禁止大型平台利用商户的“非公开数据”来与商户竞争，未知是否足以限制他们以此制定演算法，继而试图垄断市场的能力。

香港的规管挑战：蚀本定价“惩罚”对手如何举证？

回到香港，掠夺性定价由《竞争条例》的第二行为守则来规管。与打击反竞争协议的第一行为守则不同，第二行为守则针对的是滥用市场权势，所以只适用于“具有相当程度市场权势”的经营者。竞委会前年调查Foodpanda和户户送的合作协议时，只指出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权势”。如果市占率四成的外卖平台未算“具有相当程度市场权势”，日后如果有平台的市场份额超过五成，甚至达到六成、七成的话，会否成为第二行为守则的规管对象？《第二行为守则指引》指出，掠夺性定价是为了迫使对手退出市场及╱或试图“惩罚”竞争对手，这是否意味对于蚀本定价的理由，举证责任在竞委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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