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热情，折射出AI医疗赛道的灼热。然而，这门生意究竟该怎么做？商汤医疗选择了一条不同于AI制药、不同于传统医疗器械的路径——不做药、不只在单一赛道打价格战，而是在依托母公司商汤科技的资源和资本下，选择“平台化”策略，用标准化产品快速覆盖内地三级医院，再从香港走向国际。这条路能否跑通，取决于它如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为AI医疗买单？

“AI医生”系列深度报道之四

2016年正值移动互联网转型浪潮，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之一联想集团决定孵化智慧医疗业务，聚焦是AI在医院的具体医疗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即定制化的医院医疗资讯系统（HIS）。罗宾被委以重任——创立联想智慧医疗，负责整体拆分、独立运营和融资。他回忆，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就是让患者少走路、信息多走路，通过移动技术让看病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他加入商汤医疗担任首席市场官——正好赶上了AI应用层爆发的另一个浪潮，也赶上了商汤医疗自2024年就开始的独立拆分和上市计划。

两次拆分，却是同一种逻辑。关于为什么要拆分？罗宾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主营业务与初创业务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体量落差，“投资人在上百亿美金的财务报表里，看不到几千万到过亿的初创业务的增长。”其次，拆分后，新业务可以引入外部资本孵化，团队获得股权激励，而非传统意义上大公司用薪资来激励——“每个细分领域的管理者都会是一个细分的CEO，作为一个新的创业者来全身心投入。”

四条AI医疗赛道如何选择？

目前市场上AI医疗的商业化路径，大致可以归为四条赛道。第一条是AI制药，即用AI技术加速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临床试验优化。这是门槛最高、回报潜力也最大的方向，但至今全球仍没有一款由AI研发的新药获批上市，整个赛道仍处于产业化“前夜”。第二条是AI医疗器械与诊断，即用AI辅助医学影像分析、病理诊断和疾病筛查，这是最拥挤的赛道，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想在三级甲等医院（内地医疗体系最高级别）的采购预算中分一杯羹。第三条是AI医疗信息化与大模型应用，用AI优化医院运营流程和医生工作效率，包括电子病历生成、智能分诊、科研辅助等，属于医疗信息化和AI应用的交叉地带。第四条是AI消费医疗，面向普通消费者提供线上问诊、健康管理和药物配送。

四条赛道的客户、监管门槛和盈利逻辑各不相同。AI消费医疗的本质是电商，阿里健康、京东健康、美团依托物流和支付体系，做线上问诊和送药，线上买药时同步完成医保结算，潜在还可以带入商业保险来做支付，从传统的电商公司变成金融公司。AI医疗器械赛道则挤满了新兴AI公司——有些只做影像，有些只做病理，有些只做大模型，各自在细分领域争夺市场份额，竞争激烈到价格战已成常态。传统信息化厂商如卫宁、东软，则试图在原有HIS上叠加AI功能，但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产品转型，要推翻重建并不容易。

罗宾指出，HIS系统已经成熟了30到40年，自2013、2014年引入互联网思维后快速在医院普及，但最大的问题是大规模定制化。一间医院可以有高达100多个子系统——挂号、电子病历、支付、药房管理、医保对接、住院管理、影像系统、检验系统、病理系统，分别由四至十间公司运营。“在A医院做完（HIS）以后，在B医院复制，不能百分之百复制，至少要重新做三至四成定制化开发。”每个项目金额高达数千万，但投入的团队资源巨大，“还是很笨重，AI产品相对于传统HIS是高度标准化，可以实现快速实施和部署。”

平台化公司定位避开价格战

影像AI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联影、推想、深睿等竞争对手激烈厮杀，“大家都比较善于打价格战”。但商汤明确要发展为平台化公司，在影像之外，有病理AI产品——在组织学和细胞学的病理分析方面自称“业内领先”；有大模型产品，可以协助医生书写电子病历、进行科研辅助；还有生成式AI产品，正在探索如何让医生和医院生成自己的智能体。

“我们所有产品，不管是影像AI还是病理AI还是大模型，都是非常标准化的。只要短短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快速部署、快速复制。”这让商汤能够以较小的资源投入快速在多医院推广。从2018年孵化到2024年正式独立拆分，今年接近盈亏平衡。罗宾解释，准入门槛本身就是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一个三类医疗器械证需要多中心认证，需要上百例医疗数据支撑，每个准入的投入都是几百万人民币和至少一年半的时间”。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看好商汤的定位。医疗健康领域投资人梁颖宇直指，商汤本质上是一家“科技公司”而非“医疗公司”，商业逻辑和投资价值也截然不同。罗宾也承认，AI公司与医疗公司有本质区别：“AI公司文化扁平，没有历史包袱，迭代速度和产品化速度很快。”但他认为，这恰恰是商汤的优势——轻量、快速、标准化。

三级医院为AI医疗提供土壤

如今，AI医学影像与辅助诊断公司大量涌入三甲医院，将其视为商业化主战场；医疗AI大模型公司亦积极布局同一场景，力争在标杆医院率先完成临床验证。根本成因是三级医院“有钱有数据”。罗宾指出：“国内八成的患者都在头部三级医院看病，前一百名的三甲医院营收几十亿，日门诊量过万，自然而然积累了大量数据。”数据是AI的燃料，医院自然是AI医疗公司的最佳生长土壤。但标杆医院的塑造无法速成，需要长期深耕。

罗宾点出关键，AI的最终使用者是医生，但买单决策者是院长。商汤则从四个维度向院长阐述AI的价值，对医院、对医生、对患者、对医保分别能带来什么。“我们要把价值说清楚。”以一个区域最大三甲医院为例，这类地级市头部三甲医院年营收数十亿元，但全国排名五十名开外，患者记不住它们。院长真正的诉求，是透过AI让患者感觉到“来这里就医更有效、更快速、更准确”——如今的AI医疗已开始成为提升医院品牌战略工具。

商汤医疗并非香港本土企业，而是由香港上市公司商汤科技孵化的AI医疗业务板块。在罗宾看来，香港有四大独特优势。首先是医疗体系本身，香港同时拥有国际化的高端私立医院体系和覆盖广泛的公立医疗体系，这为AI医疗产品提供了从高端到普惠的完整验证和迭代环境。其次是人才，“香港拥有亚洲顶尖高校，能够持续培养既懂人工智能、又熟悉医学和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第三是资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连接全球资本。”如商汤医疗依托母公司港股上市的背书，获得众多海外投资机构的支持：“所有大的保险公司的亚太总部都在香港，他们对于AI应用的推广有很强的诉求。”

第四是国际合规优势。“医疗AI最终要走向全球，而香港普通法体系下成熟的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接轨的监管环境，为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获取国际认证、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制度基础。”他直言，国内的医疗器械出海时常被质疑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但香港能够为数据提供国际认可的认证背书，让AI产品在海外市场更具竞争力。

香港需升级为“资本枢纽”

罗宾认为，医疗AI国际化最大的难点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进入当地的医疗体系。一款AI产品要成为医生日常诊疗的一部分，需要同时跨越合规认证、临床验证和本地化应用三个门槛。不同国家的人群特征、疾病谱、影像设备和临床流程都存在差异，模型需要针对当地医疗环境进行验证和优化。商业模式同样需要调整：在内地、香港和新加坡，商汤主要围绕影像AI开展合作；而在印尼，由于基层医疗覆盖广、X光设备更加普及，重点推广的是胸部X光智能分析方案，以满足当地普惠医疗的需求。

在罗宾看来，香港在整个AI医疗产业链中更适合“资本枢纽加国际化跳板”的角色。谈到最近许多AI医疗内地企业来港上市，罗宾认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上市制度、资本对接和国际规则方面有天然优势。内地AI医疗企业来港上市，一方面是看中港股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国际化做准备。”

罗宾对香港的期望不止于此。过去两年香港单靠芯片转口贸易——“做过手的中转站”，已经获利丰厚，但这种模式不会带来真正的创新驱动力。“我其实希望香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AI应用层的爆发才刚刚开始，香港能否从低附加值的“中转站”，升级为真正驱动创新的国际化枢纽，取决于能不能用好手中的人才、资本和国际制度这三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