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4,000头活猪从内地运到香港屠房宰杀。那些猪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在拥挤的运输车上经历了多长的颠簸？被送进屠房后，是被人用电刺棒驱赶、在惊恐中吊起活宰，还是先被电击致晕、在无知觉的状态下放血？这些问题，相信多数消费者都不太感兴趣，甚至认为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早在2010年，香港大学发表的《香港动物权益法例检讨报告》就指出本地屠房运作不符合动物关怀标准，给待屠宰动物带来不必要的伤害。16年过去，香港的屠宰流程、法律规管、消费者认知又走到了哪里？

“被吃的动物”系列深度报道之下

猪的痛苦和恐惧都被你吃进肚子里

“动物福利跟高质量的农产品是完全成正比的。”福建养猪博主冯咨翔接受《香港01》访问时反复强调，“运输和屠宰过程中，当动物福利水平越高，受到的惊吓和痛苦越少，猪肉的品质就越好。”他解释道，如果猪在屠宰前若经历长时间的运输、拥挤、恐惧，就会产生慢性应激反应，使得肌肉中的肝糖快速分解，产生大量乳酸，令肌肉PH值迅速下降，保水性变差，肉质就会呈现出发白、柔软、渗水的型态；另外，运猪车通常非常拥挤，在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还会出现猪只掉落摔至骨折甚至死亡的情况，同样都会影响肉质。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SPCA）动物福利副总监Dr. Fiona Woodhouse表示，《公众卫生（动物及禽鸟）规例》规定，被带进香港供屠宰的动物，于抵达后须随即采用最直接的路线带往持牌屠房或政府仓库。她认为条例对于为人类提供鲜肉的动物的保护作用相当有限：“动物生命最后两个小时才会受到法例规管，但动物到这之前，究竟受了什么苦？”

香港有逾九成肉类从内地进口，不仅有从广东省内较远城市的猪只，更有湖南、湖北等地的跨省猪只。受访者们都认为，这些动物应在养殖地就近屠宰，再以冷鲜肉形式运到香港售卖，既降低人工和运输成本，也降低动物痛苦。冯咨翔说，新鲜屠宰的热鲜肉在全国范围内只集中于云南、广西、广东、福建、香港这几个地方。Fiona则提到，“冰鲜肉不会暴露在热空气和苍蝇中，不仅营养不会改变，品质反而更好”。不过，香港消费者普遍认为热鲜肉更新鲜，但由于本地无法养殖大量猪只，只好把活猪运输来港屠宰。

本地养猪业至少落后30年发展

香港城大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兽医教师李慧品探访过一些本地养猪场，形容“整体跟英国最低标准差不多”。她指出，那些猪场都是个体经营，没有政府参与，也仍在沿用30年前的传统模式；当中管理较好的，猪只状况尚可，但有些家庭式猪场搭建在破旧地方，栏杆不佳，空气流通极差，“一进去就全部都是猪在咳嗽，甚至奄奄一息。”

“他觉得养了没有亏钱，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就继续养着。”李慧品如此理解那些猪场的存在动机。养殖业在香港已是夕阳产业，政府自然也不会投入资源帮扶农户改善环境。至于香港猪场的动物福利如何改善，李慧品无奈道：“先保障动物健康和生物安全吧。”

猪只究竟如何被屠宰？冯咨翔指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猪肉，大部分都是电击麻醉和气体麻醉。”流程是——先把猪弄晕，在颈动脉上来一刀，“一分钟内就会因为大出血走掉了”。他强调，“经过麻醉的肉品品质反而更好，因为没有活宰时的挣扎，不会产生乳酸”。不过，不管是什么麻醉方式，都会让肉的颜色看上去没有活宰的那么新鲜，而消费者更倾向于买颜色更鲜艳的猪肉，这个市场需求也导致部分喜爱热鲜肉地区的屠宰厂仍然会以活宰的方式宰杀猪只——即将猪活着吊起、直接割颈动脉放血。

没有“活宰”的香港屠宰过程人道吗？

尽管香港屠场没有活宰，但Fiona Woodhouse与香港大学法律副教授Amanda Whitfort在2010年发布的《香港动物权益法例检讨报告》显示，包括上水屠房在内的多个本地屠房被发现存在多项违反国际动物福利标准的具体问题。包括：使用带有电线的电刺棒、棍杖及喉管袭击动物、暴力驱赶猪只；强迫后腿受伤或怀疑髋部骨折的猪只行走并遭受电刺棒戳击；击昏动物的电压不足，动物在未完全失去知觉状态下被放血；空间不足与过度拥挤；生物安全风险；饮水不足与猪只热衰竭等等。

那么，《香港动物权益法例检讨报告》发表16年后，屠房有否解决相关问题？Fiona Woodhouse 表示，屠房的操作流程并不对外公开，不清楚目前的屠宰系统、电压和操作流程，并指当时《报告》发布后，希望能够联系屠房共同讨论，但上水屠房的运营公司五丰行与政府相互推诿。至截稿前，《香港01》记者就此专题查询五丰行，亦仅获回复“采访需要联系食环署批准”。

对于屠宰流程需否公开，Fiona Woodhouse认为，“如果符合国际标准，不明白为何要隐藏；但只要政府能够独立监察，也可以不需公开”。不过，她认为香港屠宰业还是有进步，包括关闭了长沙湾小型屠房，动物毋需航运运输；城大兽医学院的建立，增加农场动物福利技术支援；已实施宰前检查和在屠房内安装闭路电视。

爱猫狗却无视屠杀只看肉不看动物

香港也不是完全没有规范食用动物福利的法律和指引。例如食环署设有《食用动物福利工作守则》，就食用动物在运送、饲养及屠宰等环节的福利提出了具体要求；但该守则不仅没有法律效应，且是2006年公布，已经过时。

法律层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规定，为食物而屠宰动物，若没有造成“不必要痛苦”，不会被检控；但若残酷对待、殴打、不当屠宰并造成不必要痛苦，则可被检控，最高刑罚为3年监禁及20万港元罚款。不过，Fiona Woodhouse指出，包含虐杀猫狗等伴侣动物的行为在内，实际最高判刑也才只有15至18个月，还会受求情等因素影响，但相较而言，对屠宰动物造成不必要痛苦而被检控的案例则几乎不存在。

另外，还有《屠场规例》和《屠房规例》，但主要用于规范屠场的发牌、卫生、检验和运作。《公众卫生（动物及禽鸟）条例》亦是如此。港府目前正推进修改《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Fiona Woodhouse希望将“谨慎责任”纳入其中，以适用于所有动物。“若只适用猫狗，会非常尴尬。”但她也支持，可先规范猫狗，再延伸至其他动物。

消费者是提高动物福利的关键力量

尽管香港是一座关心宠物权益、关心人宠共融的现代大都市，但长久以来，有关农场动物福利的讨论，却在公共视野当中缺席。若政府“人道处理野猪”被认为是“残酷捕杀”，那么公众为何对每天在屠房的屠杀避而不谈——这或许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社会哲学问题。

李慧品认为：“畜牧业离消费者太远了，大家看不到那些动物，不像去爬山就能看到野猪。”冯咨翔则直言：“全人类都在奉行人类中心主义，认定其他生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我们把伴侣当家人，把养殖动物当肉制品、蛋白质和脂肪。”

冯咨翔主张，消费者是提高动物福利的关键力量，但前提是消费者要有意识、有能力、有选择。欧美有大量消费者愿意为动物福利每斤肉多付一两元，但内地消费者一方面没有这个意识，另一方面即使有意识也不一定有足够的食物预算。“消费者不了解一头猪从出生到送上餐桌到底需要经历什么。”所以他致力于普及消费者的认知，但强调并非强迫消费者，“我们不是逼着公众要吃素、买高福利产品，我们只是提供更多的选择权给公众。”

知情权正是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起点

冯咨翔相信，消费者了解得更多，就更愿意支持高福利产品。以鸡蛋为例，内地非笼养蛋品牌“快乐的蛋”售价约两元一颗，而某品牌打着“可生食”的旗号把普通鸡蛋卖得更贵——“其实内地所有鸡蛋都符合可生食标准，就是不能有沙门氏菌。”他认为，若消费者知道笼养鸡的处境，会更愿意支持非笼养产品。不过，市场固然重要，但若有政策帮扶，动物福利就会更加迅速提高：“如果有政策支持，高福利养猪场的每一斤猪肉收购价能贵一块钱，我可以向你保证：三个月之内，全中国没有一个限位栏猪场，全部都会改。”

李慧品则说，消费者即使有意愿支持动物福利，也面临产品难以辨识的问题，不只如何确信；至于屠宰方式、运输方式，就更难在产品中体现，也难以在可信体制下传播。例如“非笼养鸡蛋”是可辨识的，但“走地鸡”定义含糊，“很多人会觉得是噱头”。

她观察到，国外消费者的付费意愿较高，且对农场动物处境了解较多，“他们认为花钱是在为他想要的系统投票。”例如，英国有“RSPCA assured”作为官方高福利动物制品认证标准，要让产品上印有这个认证章，农户为动物提供的福利标准远超法定要求：禁止笼养鸡、禁止母猪限位栏、必须为所有动物提供丰容环境、采用尽可能人道的屠宰方式⋯⋯

公众一般会承认食用动物有感知，对较有代表性、较大型、较易产生连结的动物关注角度，按关注度排列是：牛高于猪，高于羊，高于禽类。

“消费者就会比较容易购买，农产品甚至可能需要这个章，才能进入特定的超市。”李慧品介绍道。至于鸡蛋的分级，就更为直接，消费者可从蛋壳上的数字辨识饲养方式，如“0”代表有机，“1”代表放养，“政策规定必须要有这个印章”。

Fiona Woodhouse亦同意消费者驱动比生产者驱动更好，但问题是缺乏标签，以及高福利产品往往卖得贵得多。“高福利动物产品的利润率应该跟普通产品差不多”冯咨翔认为，“高售价”源于“高成本”，但不能以“高福利”为由牟取暴利。他注意到，很多消费者都有支持高福利产品的意愿，但没有足够的负担能力，“如果保持合理的售价，可能会有更多消费者支持”。他也笑言，毋需担心企业靠高福利农产品赚大钱，“从中国市场的内卷程度来看，如果支持动物福利的消费者足够多，那么高福利企业也赚不到超额利润”。

Fiona Woodhouse则说，公众不需要非常强烈地关注动物福利，“他们只需要支持”。但支持的前提，是知情。今天市民走进街市，看到的是肉，不是动物；看到的是价格，不是养殖环境。当标签缺失、法律过时、资讯不对称，无论是否愿意付费，消费者的选择权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