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花旦韩嘉燕战火渡加国 戏曲慰华工 冒险认亲属助同胞团聚

撰文: 雷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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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广州,空袭警报响彻云霄。敌机轰炸震动戏院屋顶,台上耍着彩带长剑的粤剧花旦狄嘉燕(后改名韩嘉燕,婚后英文名Jacqueline Gar Yin Hune,下文统一称韩嘉燕),被母亲一把拽住手腕。“快啲!去逃命!得你可以去金山。”母亲将她推往港口,韩嘉燕随小剧团挤上客船。这是广州港口被炸毁前,最后1艘驶离的客船,当时加拿大正实施长达24年的《排华法案》,她凭艺人特别签证才得以踏足北美。

18岁的韩嘉燕在温哥华登岸,沿横贯加拿大的铁路辗转各地华埠演出。在唐人街,她的粤剧舞台成为底层华工难得的精神庇护所,而巡演结束后她留在多伦多,成家育有4子,仍一直坚持登台。排华法案废除后,她冒着风险透过“纸儿子”(即购买虚构身份文件伪造亲属关系),帮助无数华人实现家庭团聚。半生戏曲半生守望,这位粤剧花旦,在那些年北美设有重重种族壁垒下,为海外华人撑起一处带着锣鼓声的精神家园。

韩嘉燕离开家乡时年仅18岁。(“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18岁踏足温哥华突破排华禁令与猎奇视线

据口述纪录,当年离开家乡时韩嘉燕年仅18岁,坐上轮船经过漫长航行,于1938年靠泊温哥华。当她与剧团成员踏上码头时,当地英文报纸记者早已等候多时,镁光灯闪得人张不开眼。第二天,剧团的照片登上头版新闻,当时的北美社会极少见到中国女性,而在法律严格限制华人家庭团聚的背景下,唐人街几乎完全由独身或被迫与妻儿分离的华工组成。

面对全城好奇甚至猎奇的目光,韩嘉燕展现了职业表演者的镇定,她挺胸擡头,面带微笑走过人群。据多伦多博物馆典藏纪录,韩嘉燕自幼在广州茶楼接触粤剧,长年练就的唱念做打与武术功底,成为她在异国生存的最大支柱。她们搭上横贯加拿大的火车,车轮在钢轨上滚动,而那条铁路,正是数万华工用血汗乃至生命筑成的。

韩嘉燕与剧团成员于1938年在温哥华登岸。(“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韩嘉燕随剧团沿着铁路线一路东行。(“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粤剧戏台如何成为华人精神庇护所?

剧团沿着铁路线一路东行。纳奈莫(Nanaimo)、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穆斯乔(Moose Jaw)……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她们的脚步。当时的唐人街极其微小,华工们每日要做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微薄的收入大半拿去偿还人头税(Head Tax,加拿大政府于1885至1923年间专门针对中国移民征收的人头税),或是寄回侨乡抚养家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华人被边缘化,被要求“安分、隐形”,但当粤剧团进城时,一切就不一样了。

韩嘉燕曾在位于Elizabeth St的“中华粤剧联合会”演出。(“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韩嘉燕曾在位于Elizabeth St的“中华粤剧联合会”演出。(“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据Koffler Arts华裔艺术史档案记载,那次巡演由洪门振华声剧社担保组织,小小的剧院被挤得水泄不通。锵锵锵锵、镗镗镗镗,当锣鼓声响起,华丽戏服登场,美猴王翻着跟斗跃上舞台,皇帝与将相的故事重新显影。辛苦劳动整个星期的华工们,在这里找到久违的欢笑与慰藉,剧院成了华人唯一能堂堂正正聚集、大声说话、展现自豪感的空间。台上的花旦挥舞长剑,台下的观众就能在那时那刻暂时卸下沉重的生活枷锁。

韩嘉燕穿梭各大华埠表演。图为多伦多第一代华埠。(“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排华法案》生效期间 华人移民总数不足50人

据《52个独白》剧本收录的韩嘉燕口述,在长达24年《排华法案》生效期间(1923-1947年),全加拿大正式获准以移民身份永久定居的华人总数官方统计不足50人,女性更是屈指可数,而韩嘉燕是借由剧团短期演艺文化特别工作签证(Special Entertainer Permit)受邀抵加巡演,战后方取得永久居留身分。

加拿大政府历史遗产档案记载,1923年至1947年《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华人入境名额被压制到极低水平。韩嘉燕是那段黯淡岁月里,少数能穿梭于各省华埠的女性文化播种者,而温哥华市档案馆藏照片与档案,记录了她1938年抵达温哥华后的巡演足迹。

1923年至1947年《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华人入境极为困难。(“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当时加拿大正实施长达24年的《排华法案》,韩嘉燕凭艺人特别签证才得以踏足北美。图为韩嘉燕入境证件。(“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租脱衣舞厅唱粤剧 透过“纸儿子”拯救离散家庭

巡演结束后,韩嘉燕选择留在多伦多,与西海岸相比,这座东部城市更为现代,社会气氛也相对温和。1940年代的多伦多,华人人口约为2,000人,然而性别比例极度失衡,每100个华人男性中,仅有1个华人女性。年轻貌美且自立的韩嘉燕不乏追求者,她最终选择了在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Don Hune,2人在多伦多共组家庭。韩嘉燕用在加拿大巡演唱戏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在榆树街(Elm Street)买下1幢属于自己的物业。即便是婚后生下4个孩子,她依然没有放弃舞台,每逢星期日,多伦多皇后街(Queen Street)市政厅对面的Casino Club都会呈现极具反差的一幕:这家平时经营歌舞杂耍与脱衣舞表演的俱乐部,会在周日被华人社群整体租下,孩子们在楼座看台间奔跑嬉戏,舞台上则响起熟悉的粤剧唱腔。

韩嘉燕与华人Don Hune在多伦多共组家庭。(“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1947年,加拿大官方废除《排华法案》,但移民门槛依然重重设限,家庭团聚遥遥无期,为了让被迫分离多年的亲人重聚,韩嘉燕与丈夫开始主动协助其他华人家庭,“修改生日、改换姓氏、将这个堂亲替换成另1个堂亲……”据安省多元文化历史学会收录的家族口述史料,韩嘉燕回忆,在那个法理与人性高度冲突的年代,她与许多华人一样,不得不透过“纸儿子(Paper Sons)”与“纸女儿(Paper Daughters)”的方式,在法律条文的缝隙中凿出1条让血脉团聚的通道。她先后接来自己的母亲、妹妹与弟弟,也让无数分崩离析的家庭在多伦多团圆。

韩嘉燕透过“纸儿子(Paper Sons)”与“纸女儿(Paper Daughters)”的方式帮助无数分崩离析的家庭团聚。(“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旧华埠的推土机下:华人家族如何实现向上流动

随着法律与环境的改善,多伦多的唐人街不断扩展,昔日华人寄居的伊利沙伯街(Elizabeth Street)旧华埠,后来因城市规划被推土机推平,建起全新的市政厅与溜冰场。华埠被迫搬迁至邓达斯街(Dundas Street)。地景变了,但韩嘉燕的家族与这座城市的连结早已生根,她的4个孩子长大成人,分别成为了教授、牙医、律师和艺术家,实现了华人移民家族的阶层向上流动。韩嘉燕自己虽然早已不再担任主角登台,但直到晚年,她依然会前往邓达斯街上的剧社,听听熟悉的锣鼓,与老友叙旧,甚至担任筹款晚会的司仪。

韩嘉燕4个孩子长大成人,分别成为了教授、牙医、律师和艺术家。(“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1980年代,韩嘉燕在多伦多与Raymond Jai同台演出。(“多伦多博物馆”影片截图)

从广州茶楼的听戏少女,到战火之中登船远渡金山的18岁花旦,再到多伦多华埠家庭团聚的幕后推手,韩嘉燕的人生轨迹,恰好是一部海外华人跨越种族偏见与法规藩篱的生存史诗。那些在戏台上挥舞过的长剑与彩带,最终在异国的土地上,划出了属于华人的尊严与天地。

【本文叙事参考韩嘉燕晚年口述回忆,收录于孙女Julia Hune-Brown为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集的纪录片及多伦多博物馆《52个独白》(The 52)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