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章写得太好，反而失去了状元？关于他的科举往事，流传著一个说法，指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一篇好文章，本想取为第一，但因怀疑文章出自门生曾巩之手，为求避嫌，无奈将其降至第二，直至拆封揭晓，才惊觉作者是苏轼。

这段历史故事虽有文献记载，但“因此错失状元”之说，却是后人将两场重要考试混为一谈的误解。欧阳修当年主持的是礼部省试，其后尚有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苏轼不仅不是那一届的状元，亦非坊间俗称的“榜眼”。比起追问一个未曾到手的第一名，更值得读的，是这篇文章为何打动考官，以及欧阳修后来如何看待这名年轻人。

欧阳修整顿考场文风　不收故作艰深的文章

故事发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出头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试，当时的他尚未写下后来那些脍炙人口的赤壁诗文。主持贡举的欧阳修早已是文坛泰斗，矢志借此整肃学风。

《宋史》记载，当时一些士子喜欢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文字愈艰深、句法愈奇特，愈容易被视为本领。欧阳修不喜欢这种浮夸文风，遇上此类考卷一律黜落。欧阳修要找的，是能够清楚论事、言之有物的文字，而不是单凭令人不敢说看不懂的文章，这改革引发落第士子强烈不满。

梅尧臣慧眼荐佳作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写下的考场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最先把这篇文章交到欧阳修面前的是同场考官梅尧臣。据苏辙后来为兄长撰写的墓志铭记载，梅尧臣读到苏轼论刑赏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惊喜，以为异人”，甚至一度打算将其拔为全场第一。

苏轼在卷中深入剖析执法者的核心难题，即面对难以完全判明的案情，赏罚应如何取舍。他引述《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可冒著处置未完全合乎既定程序的风险，亦绝不可滥杀无辜。苏轼认为天下善行，不可能全靠官爵俸禄奖励，而天下恶行，也不可能单靠刑罚遏止，赏罚背后要有引导人心的作用。这篇文章并非主张什么都不罚，结尾一句“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将分寸说得清楚，规范要严整，对人的处置则须留有宽厚。

疑为弟子曾巩作品　避嫌屈居第二

欧阳修激赏之际却心生顾虑，他反复阅读文风，怀疑这篇文章极可能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作品。为免落得私相授受之嫌，苏辙为其兄苏轼在墓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写道：

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乃寘公第二。

史料中仅载欧阳修“疑”是曾巩，后世补添拆卷后懊悔、道歉等戏剧性情节，均属文人附会。

苏轼当年得第几？　制度拆解：非状元亦非榜眼

故事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是苏辙写完“乃寘公第二”，紧接着又写：“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历史学者曹家齐、陈安迪在《中国史研究》发表的考证指出，当时省试包含诗、赋、策、论及经义等内容。苏辙文中所指的第二与第一，实为苏轼在单项考科（如“论”科第二、《春秋》对义第一），并非整场省试的总成绩，更非苏轼重考后重夺榜首。

礼部省试过后仍须进行“殿试”。纵使单篇考卷评为第一，亦不代表锁定状元头衔。因此“欧阳修将苏轼由状元贬为榜眼”的说法，在科举制度与历史事实上均难以成立。

当年状元叫章衡　文武兼备绝非无名之辈

当年的状元是福建浦城人章衡。《宋史・章衡传》开首便记载，他在这一年“进士第一”。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章衡的名字不如苏轼熟悉，但他绝非平庸之辈。他曾任地方及中央官职，提出整顿财政帐目的建议，希望先厘清支出数目，避免临急向百姓催缴赋税；他所编纂的《编年通载》更获宋神宗极高评价。此外，《宋史》亦记载他出使辽国期间，在射宴中连中靶心，令辽国君臣对这位南朝文官的文韬武略刮目相看。苏轼也极欣赏其人，形容“子平（章衡的字）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那年被封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出了九个宰相

嘉祐二年的这场科举也被称作“千年科举第一榜”，同年除了苏氏兄弟，还有曾巩、曾布、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王韶等重要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列入《宋史》传记的名臣达到二十人，九人官至宰相。

“老夫当避路”更有分量的是考后那封信

相比评卷时的猜测，欧阳修后来对苏轼的欣赏，有他自己的书信留下证据。考后，苏轼致书答谢前辈，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这里的“书”是苏轼的来信。换言之，这句常被引用的赞叹，不宜搬回阅卷现场，写成欧阳修看完考卷时立即说出的话。“老夫当避路”，意思是自己这个前辈应让开，让年轻人超越。信中接连出现“快哉”、“可喜”，没有因后辈出色而感到受威胁，反而为找到懂得文章之乐的人而高兴。今天说“出人头地”，常令人想到胜过别人，回到这封信里，却先有前辈愿意让路的姿态。苏轼没有当上那一年的状元，但欧阳修也没有因评卷时将文章列第二，便停止欣赏他。苏辙的墓志记载，欧阳修后来还推荐兄长参与制科考试，这段关系延续到榜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