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出生于屏东恒春后湾村的杨美云，人称“黑猫姐”，自幼因病导致听力受损，她在霸凌与困境中磨练出坚韧的性格。

青年时期，凭著天生的节奏感踏入国标舞领域，夺下六项冠军开启教学生涯，却因听力恶化提前退场。40岁返乡后，面对家乡被财团开发、环境破坏的现况，选择挺身而出，推动十年抗争守护保安林，也以“海盐”为核心打造地方产业，并致力传承恒春民谣与月琴艺术。

从舞池到沙滩，她用柔中带刚的行动，捍卫土地与文化，成为恒春半岛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行动者之一。

平凡的出身　戏剧般的青春印记

杨美云成长于偏乡地区，当时村里没有自来水与电灯，挑水、点蜡烛都是生活日常。直到祖母自行筹钱接上电线，全家才迎来夜晚的光亮。食物则多半取自大自然，靠山、靠海，只要勤劳，就能从野外获取所需食材，地瓜、花生、鱼虾成了日常熟悉的味道。

然而，穷困也带来遗憾。一次生病因无法及时就医，导致听力受损。听力的减弱，让杨美云在求学阶段屡遭同侪霸凌，但她并未退缩，还笑称自己是“打不死的孩子”，面对欺侮时会直接回击。而从小与大自然为伍的生活，养成了她坚毅、乐观的性格。

国小毕业后为了就医，并随兄姊北上至高雄，顺势展开了城市生活。尽管听力障碍让她在求学和求职时常常碰壁，她仍靠著打工与自学一步步磨练自己。

19、20岁时，杨美云在高雄接触到国际标准舞。当时她的左耳已完全失聪，右耳听力尚可，凭借著天生敏锐的节奏感与肢体协调力，迅速在舞蹈中找到自信与舞台。杨美云说，从小在大自然环境中长大，习于观察律动与节奏，舞蹈对她来说不只是运动，更是艺术的延伸。

国标舞在当时的台湾仍属昂贵且少见的学习项目，她必须透过打工赚取学费，再反复自我练习，弥补课堂时间的不足。所幸，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一次社交舞蹈比赛中，与舞伴在华尔兹、探戈、恰恰、伦巴等六个舞种中全部夺冠，成为赛场焦点。

除了比赛，她也在高雄开启教学生涯，一边学习、一边授课，无奈听力逐年衰退，迫使她在30多岁时告别舞蹈教学。杨美云坦言，虽然无法再用音乐引领舞步，但国标舞带给她的帮助并不会消失，那是一种面对困境时，仍能找到出口的信念。

返乡契机　环境变迁与觉醒

40岁那年，杨美云结束在高雄长达二十几年的生活，回到屏东恒春半岛的后湾老家。原本只是为了陪伴年迈的父母亲，却不知这一步，让她踏上守护家乡环境、对抗财团开发的漫长道路。

回乡不久，她发现熟悉的故乡早已变了模样——树林消失、马路拓宽、细软的沙滩被消波块覆盖、部分土地遭征收或限制使用。国家公园与海生馆的进驻，本应带来发展契机，却反而让当地居民的生活受限。许多祖辈留下的土地因政策规画变得无法盖房，昔日可随意捕鱼、采集海产的自由，也在“保育规定”下被剥夺。

其实，杨美云并非一开始就投入抗争，她先以一般居民的身分，不断向主管单位询问：“为什么当地人不能钓鱼？为什么不能采集？”虽然认同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却无法接受当地传承百年的生活方式被一刀切断，而财团却能在同一片土地上进行大规模开发。主管机关总以“依法行政”回应，无助感让她萌生强烈的正义感。

她指出，开发案毁掉了珍贵的湿地与防风林，破坏了能降温、储水、减灾的自然屏障。更讽刺的是，这些资源原本世代滋养著居民，如今却成了建设的牺牲品。她感叹：

大海有自己的生态循环系统，能养育人类，为什么我们要亲手毁掉它？

除了反对不当开发，她也积极思考如何能让在地生活与生态共存。看到年轻人口大量外流、村落凋零，她决定推动生态旅游，以“利用美丽资源换取在地收益”的方式，反转国家公园带来的封闭感。她参考日本的“里山、里海”（日文：Satoyama、Satoumi），一个源自日本的环境与文化理念，指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系统，认为社区若能善用自然资源、发展观光，既不必破坏环境，又能为居民创造经济机会。

她的构想并非空谈，而是立基于长年观察与阅读的思考。耳疾让她养成阅读与研究的习惯，从国内外案例中，学到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只要找到平衡点，社区就能自我经营、留住人心。

十年抗争　后湾保安林保卫战

而和财团的抗争，一走就是十来年。事件最早要推回1982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屏东后湾、万里桐等地的潮间带划为“游憩区”，十多年后又要求“未开发之游憩区地主尽速开发”，否则将解除编定，因而促成京城建设投资兴建京栈饭店。饭店于2006年为整地而进行焚烧，使得约五千只陆蟹死亡。

该案原计划在后湾的保安林上兴建超过200间客房的度假饭店，而保安林自日治时期以来，便承担著防灾、储水、降温等重要功能，依法属于公共财产，禁止开发。杨美云无法接受，若案子通过，不仅生态被破坏，连居民世代共享的海岸也将成为财团私产。

沙滩是大家的，不是财团的。

她开始不断向村民解释公共财与公共议题的意义，并尝试让媒体与全国关注这场地方抗争。十年间，她透过各种议题吸引记者进入社区，将后湾的命运变成全台讨论的焦点。

然而，过程中并不平静，她曾遭受恐吓、监控，家门口被泼洒污物，被人跟踪监视……应对种种险恶，她选择直面挑衅，第一时间报案、整理被破坏的环境，擡头挺胸走过社区，向外界传达“不退缩”的讯号。她明白，一旦退让，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面对财团，她并非拒绝沟通，甚至提出将饭店改为高脚屋或博物馆，以减低生态冲击。只是，投资方坚持原本规模、房间数量不减，所有共存方案最终破局。她逐步揭露更多内幕：开发公司仅只是受委托兴建，真正的经营权掌握在海外集团手中。

在政府机关的协调下，2018年“以地换地”，将海生馆旁停车场1.85公顷公有地与该案争议的2.5公顷交换，成为国内第一起为保育生态而换地的开发案。

柔中带刚　与财团、政府的交锋之道

在多数由男性主导的地方政治与社会议题中，杨美云能以女性身分脱颖而出，有她独特的背景思维。她说，自己成长于传统农村，目睹祖母与母亲长年在家务与经济中承担重担，而男性却往往不需付出同等劳动。这样的环境，让她自小便建立起性别平等的理念，也塑造了不愿屈从于旧有框架的性格。

谈及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优势，她认为，细腻的观察、耐心与温柔的沟通，往往能化解对立。在与财团或政治人物交涉时，杨美云很少一开始就用对抗姿态逼迫对方让步。她习惯先用柔性的语气和生活化的比喻，引导对方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例如，她曾向开发商解释保安林不只是“几棵树”，而是防风、固沙、保护村落免于台风与海潮冲击的天然屏障，“如果把它毁了，不只是海岸受害，连你们盖的饭店都可能变危楼。”

但她也明白，光靠好言相劝无法打动所有人。一旦察觉对方只是表面附和、实际上毫无退让意愿，她会立刻转换态度，用具体条文与法规作为武器，直接指出其计划违反环境保护法、海岸管理法等规范，甚至在公听会上当众反驳对方的数据与说辞。她说：

我不怕撕破脸，因为如果那片土地没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除了抗争，她也发起了“募壳行动”——为寄居蟹募集天然空壳，避免牠们因缺乏适合的壳而误用塑胶废弃物。这项行动源于她的童年观察：小时候常将吃剩的螺壳放在住家附近，惊喜发现寄居蟹会来“搬新家”。多年后，她将这段记忆化为保育行动。初期推广困难，经由媒体报导后，全台掀起响应潮，甚至连公部门也加入行列，将木壳送回海滩，成为寄居蟹的生命庇护所。

海盐产业与民谣传承的双轨推动

除了环保行动，杨美云也是推动地方产业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她敏锐地察觉到，若只是反对财团开发却没有提出替代方案，很难获得社会与地方居民的支持。于是，她从故乡的自然资源出发，将“海盐”转化为兼具文化价值与经济潜力的地方产业。

杨美云回忆，恒春沿海自古以来就有取盐传统，只是随著现代化与商业流通的普及，许多人已不再自行制盐，这项技艺渐被遗忘。她决定重新发掘这份资源，让游客能亲手体验取盐、制盐的过程，并从中听见关于海洋与土地的故事，并将体验加以设计，升华为成套装行程，借由长期的耕耘，让“恒春海盐”成为地方文化品牌。

除了尝试将海盐制成豆腐、豆干等特色食品，也回收玻璃瓶当作包装，强化产品的在地感与永续意涵。她说，自己虽是40岁才重新学习互联网行销，但方法很简单，就是“真实地说故事”，用实际行动证明产品与文化的价值，而非华丽空洞的广告辞令。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后湾地区的观光与民宿产业随之蓬勃。然而，敏锐的她也察觉过度开发的隐忧，再次投入倡议，提醒业者“保护资源才能永续经营”。在她看来，这不只是经济课题，更是文化与环境的共同责任。

除了推动产业转型，杨美云也将心力投注在文化传承。自小喜爱音乐的她，返乡后开始自学月琴与恒春民谣。走访村落、向长辈请益，将口传的曲调整理成乐谱，方便学生学习，不仅在社区大学开班授课，她更主动走进校园，把这项古老的地方艺术传承给下一代。她强调，民谣不是被局限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是源自生活的土地故事，必须在日常中延续。

温柔与坚韧并行　女性行动者的自我突破

谈到回乡后的学习历程，她认为这是重新认识自己与故乡的过程。透过与父亲的对话、走访先人的生活足迹，她深刻体会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智慧与资源，从中反思现代人往往只顾享受而忽略珍惜自然的恩赐。因此，她常告诉年轻人：

够用就好，懂得与大自然共存，才是真正的永续。

作为女性行动者，杨美云一路上不断突破传统性别框架。她直言，许多女性习惯自我设限，或在婚姻与社会角色中被教育要被动忍耐，但真正的改变必须从行动开始。从守护家乡的海岸线，到捍卫无声生物的生存权、从地方产业推手到文化艺术的传承者，杨美云用行动证明了女性温柔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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