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6年2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下称“2026白皮书”），这是继2014年厘清宪制秩序、2021年重塑选举制度之后，中央第三度就香港重大议题发布白皮书。这份文件的出台，既是对29年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从“不设防”到“一法安香江”的历史性总结，也是为了继往开来，“正本清源、凝聚共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安全”与“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它们是一体两面的一组辩证关系。白皮书表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本质上是巩固和完善“一国两制”事业。然而，由于央港两地政治文化的长期割裂与差异，香港社会对白皮书的解读，有可能再次陷入惯性误区，只以局部而非全面的审视去看待它的指导作用，看到了“安全”的重要性，明确了“安全是发展前提”的认识，却未更进一步明了“发展”的必要。这种认知偏差若不矫正，香港恐将错失“由治及兴”的关键窗口期。

三部治港白皮书
同一个核心逻辑

三份涉港白皮书各自对应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过程中偏离正道所带来的重大挑战与历史转折，共同重构了香港实施高度自治的法理基础、完善了制度设计，并为特区治理在执行层面提供根本的指南。将它们连成一条历史轴线，能够清晰窥见中央治港方略的基础结构和演进逻辑。

2014年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为中央与香港的宪制伦理和权力关系正本清源。彼时，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部分人试图将“高度自治”演绎为“完全自治”。白皮书通过详尽的法理阐述，明确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要求香港行使好“高度自治权”，为后续的拨乱反正奠定法理基石。

2021年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是在修例风波后的废墟上“重塑规范”，阐明“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根源和必要，指出西方民主模式在香港“水土不服”，重构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优质民主发展路径。

近日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则是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维度归纳了香港回归近29年的维护国安历程。白皮书表明，基本法23条立法构成了香港维护国安的“长期斗争焦点”；在李家超政府的努力下，随着23条立法的完成，以及突显香港国安意识长期真空恶果的“黎智英案”尘埃落定，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未来应该着力凝聚共识，护航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份白皮书均是在“一国两制”的宏大框架下展开论述。在过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社会——包括部分管治精英——往往只看重“两制”的差异，而忽视“一国”的根本；习惯用区隔、被动、消极的态度去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造成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矛盾，行政与立法对立，以及随着国安意识缺失而滋长的“港独”乱象，最终带来惨痛的社会教训。

三份白皮书的出台，实际上是中央以最高规格的文件形式，反复向香港社会灌输一个核心概念：“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一国”的底线守得越牢，“两制”的发展空间越大；如今牢筑了“一国”的根基，就得更好地发挥“两制”的作用。

辩证看“坚持”：
实践总体安全观

2026白皮书发布后，不少本地政商界精英视之为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肯定，以及对未来继续开展维护国安工作的方向指引。这番论调虽然正确，但不全面。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白皮书从来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档案，更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与政治动员作用，代表了国家最高层级的政策立场与权威解说。它们既是用来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厘清事实的“定案”，更是针对社会经济治理发出的“指导与动员”，确保政策执行层面不偏离中央的大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2026白皮书历数回归以来香港经历的种种社会动荡，并单独将“黎智英案”写入其中，既是展示国安制度建设的成果，向全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传递一个清晰信号：法律的红线已经划定，违法必究是铁律，任何侥幸心理都应当摒弃；同时也意味着“斗争”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也为全面“建设”扫清了障碍。

要真正读懂2026白皮书，关键在于理解其中提出的“六个坚持”，特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及“坚持在开放中维护安全”。它与国务院新闻办去年5月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中所指：新时代的安全是“服务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是“支撑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安全”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香港的具体投射。

白皮书强调的“在开放中维护安全”是对香港国际化定位的再确认。显而易见，中央希望看到的是香港在保持独特优势、继续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桥梁的同时，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不是要将香港变成一座封闭的堡垒，而是要为香港的开放与活力穿上一层防弹衣。这要求特区政府既要“防风险”，也要“促活力”，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既防风险也促活力
必须听懂完整要求

遗憾的是，香港的治理实践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明显存在落差：国安执法高效推进的同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深层改革却步履迟缓。这种失衡事实上偏离了中央对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根本原则。观乎近日香港政商精英对白皮书的回应，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对“由乱到治”的自我肯定，以及对维护国安决心的重复表态上。但对于白皮书中隐含的关于“发展”、“开放”、“民生”的深层次要求却少有触及。这种现象在香港屡见不鲜。

中共的话语体系强调辩证认识，当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时，其潜台词是“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提出“底线思维”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进取空间”。白皮书自然是有关“国家安全”的；然而，在内地，“发展”的重要也是不言自明，它深藏在对安全的所有讨论中，但在香港，它们被视作为两个议题，既分轻重、又分主次，而不是二合为一、你中有我。其根源在于两地政治语言与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有人不懂装懂，也有人懂装不懂。如何让香港管治阶层真正听得明、懂得做、执行好，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自2019年以来，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安方面表现积极，这固然是因为政治底线使然，但也因为国安执法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成效立竿见影——抓捕、起诉、判刑，任务循序渐进。相比之下，解决房屋短缺、贫富悬殊、产业单一等深层次矛盾，触及庞大的既得利益结构，属于难啃的“硬骨头”，没有天书可言。择轻避重的官僚很容易陷入“安全舒适区”：只要把国安抓好了，就以为完成了中央的任务。这种心态一旦滋长，就会导致严重的“路径依赖”。

制定第四份白皮书
确立发展实效原则

有见及此，我们认为，中央的督导不能仅止于针对政治和安全问题指出方向，更应直问背后与民生和发展相关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明确指引香港将白皮书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认识，转化为破除利益藩篱的改革勇气、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惠及基层市民的发展红利。

因此，我们倡议，中央着手研究并适时制定第四份涉港白皮书，锚定“‘一国两制’下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说明以下两大问题：

其一，如何利用“行政主导”打破利益固化藩篱？ “行政主导”不应只是特首及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更应是打破部门壁垒、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的利剑。

其二，如何在“高水平安全”的环境下，交出“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这些成绩单不能够停留在口号的层次，而应是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创科产业的落地、公共服务的到位、居住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升、精神需求的满足。

安全是底板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共的政治语言虽然深奥，但道理其实很朴素：安全是底板，发展是硬道理。2026年白皮书的发布，宣告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机制的成熟，但没有“发展”的“安全”是脆弱的。

面对特区治理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与“泛安全化”倾向，中央更有责任透过顶层设计，将“发展”的硬指标如同“安全”的红线一样，深深嵌入特区治理的基因之中，鞭策香港走出舒适区，推动改革，直面深层次矛盾。

对香港来说，现在是时候向国家和历史证明，香港政府不仅有能力“止暴制乱”，更有能力在安全的基础上“由治及兴”，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重振国际金融中心的辉煌，切实彰显“一国两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